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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其实不独裁:晚清特色的“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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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6 18:05: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雪珥原创】近代改革史系列之《绝版恭亲王》02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一对相恋相爱的年轻人,因命运的作弄,而难以相守,甚至因爱成仇。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作爱新觉罗·奕,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作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图:年轻时的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由来自作者私家收藏的真实画像合成)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即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唔,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 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衮、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间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章奏,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 本帖最后由 雪珥传播 于 2011-1-6 20: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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