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滋《云南记》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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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云南的关系日益密切，使节往来频繁，诸多使臣出使返唐后，纷纷著书记其行使闻见，《云南记》一书就是袁滋出使云南归后所撰，这是唐代人记述云南较早的著作。由于该书早已散佚，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下文简称《御览》）及以后群书多有引录，但前辈学者如向达、王叔武、方国瑜、徐子圣等都认为《御览》所引《云南记》不是袁书，而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然而笔者认为此说颇值得商榷，故不揣简陋，拟就该书进行简要的辑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代著录及成书时间

《云南记》又作《云南纪》，《旧唐书·袁滋传》、《新唐书·艺文志二》、《册府元龟·国史部》、《滇略·文略》著录为《云南记》五卷。《唐会要·修撰》、《玉海·地理》引《会要》、《云南通志·杂纪》作《云南纪》五卷。《通志·二十略》、焦竑《国史经籍志·史部》著录为《云南记》1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袁滋传》以及宋代以降的其它公私图书目录均无著录，从历代著录来看，该书在南宋时即已散佚。
袁滋《云南记》成书于何时，新旧《唐书》均无记载。方国瑜据《唐会要》认为成书时间为“贞元十三年（797）”，《玉海》和《云南通志》所载“元和”乃“贞元”之误。[1]但考《唐会要·修撰》所载为：元和十三年（818）六月“宰臣袁滋撰《云南纪》五卷上之。”[2]《玉海·地理》引《会要》、《云南通志·杂纪》同，故不知方先生所据为何本。袁滋出使云南的时间，向达认为是贞元十年（794）六月，往返大约三四月。[3]考《旧唐书·德宗本纪》作“贞元十年六月”。[4]同书《南诏蛮传》载：贞元十一年（795）三月，南诏“遣清平官尹辅酋随袁滋来朝”。[5]由此可知，袁滋出使返唐在贞元十年至十一年夏之间。元和十二年（817）春正月，袁滋因征讨吴元济无功而被贬为抚州刺史。同年九月，迁湖南观察使。元和十三年（818）六月，袁滋卒，享年七十岁。[6]因而该书有可能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年袁滋去世前上奏的，故该书的成书时间应在贞元十一年（795）至元和十三年（818）之间。

二、《云南记》辑校

本文主要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览》辑录，以按语的形式注明他书之征引。若原本有误，保留原文，在错误文字下用（）标出正字；若原本缺，据他书所补文字用囗标出，并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同时参考王氏、刘氏之辑录及诸书之征引为之校勘，校记文字分别以[1]，[2]，[3]……置入按语前。

1．雅州荣经县，土田岁输稻米，随亩五斗（斛）[1]，其谷精好，每一（二）[2]斗谷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3]味。（《御览》卷839《百谷部》）
[1]“随亩五斗”一句显然有误，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研究，汉末三国以来，粮食产量一般为亩产五、六斛，“斗”字俗作“㪷”，“斛”字俗作“㪶”，“斗”字为“斛”字之俗讹，故校改为“斛”。
[2]“一”字，误。据常理，一般为二斗谷得一斗米，故校改为“二”。
[3]“糯”字，《渊鉴类函》（下文简称《类函》）作“稻”，误。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4《五谷部》，

2．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遗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御览》卷867《饮食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0《食物部》。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下文简称王本）“拾遗志”作“十道志”，误。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下文简称刘本）缺“按《拾遗志》”以下文字，且出处误作“《御览》卷967”。
3．雅州丙穴出嘉鱼，所谓“嘉鱼生于丙穴”。大抵雅州诸水多有嘉鱼，似鲤而鳞细，成文（或云）[1]黄河中鱼味与（味鱼亦）[2]此类也。（《御览》卷937《鳞介部》）
       [1]“成文”二字，上海涵芬楼影宋本《御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下文简称“上本”）、《天中记》、《格致镜原》作“或云”，据改。

[2]“鱼味与”三字，上本作“味鱼”，《天中记》、《格致镜原》作“味鱼亦”，据文意及诸引书，当作“味鱼亦”为是。又“味鱼”亦作“鮇鱼”，“鮇”音“味”，同音互通。
按：此条又见《天中记》卷56《鱼》、《格致镜原》卷91《嘉鱼》、《异鱼图赞》卷1《嘉鱼》等，然诸书引本则内容所注出处或为《水经注》。考《异鱼图赞》卷1《嘉鱼》条文后两行小注云：“事见《水经》、《蜀都赋》、任豫《益州记》、樊绰《云南记》、《博物志》。”
4．新安妇人[1]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2]，帖于髻侧。又绕腰以螺蛤联穿[3]系之，谓为珂佩。（《御览》卷942《鳞介部》）
       [1]“新安妇人”四字，《类函》同，《天中记》作“新安蛮妇人”。

[2]“联贯瑟瑟”四字，《天中记》作“联贯琴瑟”，误。考《杜阳杂编》卷上有“如贯瑟瑟”之语可证。

[3]“穿”字，刘本作“串”，注云：“‘串’，《天中记》引作‘穿’”。考诸引书无作“串”。

按：此条又见《天中记》卷57《蛤》、《类函》卷443《鳞介部》，《类函》所引无“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帖于髻侧”句。刘本出处误作“《御览》卷992”。
5．云南有丈（大）[1]松子，如杂（新）罗[2]松子。（《御览》卷953《木部》）
       [1]“丈”、[2]“杂”字，上本作“大”、“新”，因形近而误，据改。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6．会川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满川坡尽是花木，亦有赤柘。（《御览》卷958《木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7．云南有实心竹，文采斑驳，殊好，可为器物[1]。其土人[2]以为枪幹[3]、交床[4]。（《御览》卷962《竹部》）
       [1]“器物”二字，《说略》、《骈志》、《记纂渊海》、《天中记》、《本草乘雅半偈》、《玉芝堂谈荟》、《格致镜原》同，《竹谱》作“器用”。

[2]“人”字，据《竹谱》校补。
[3]“幹”字，《骈志》、《格致镜原》同，上本作“簳”，《竹谱》、《天中记》作“榦”。考《六书故》卷21《植物一》及卷23《植物三》：榦，通作幹，别作簳。
[4]“交床”二字，《天中记》、《格致镜原》同，《竹谱》引作“胡床”。
       按：此条又见《竹谱》卷5《异形品》、卷7《异色品》、《说略》卷27《卉笺上》、《骈志》卷17《壬部上》、《记纂渊海》卷96《竹部》、《天中记》卷53《竹》、《本草乘雅半偈》卷4《竹叶》、《玉芝堂谈荟》卷36《竹不止六十一种》、《格致镜原》卷67《竹》
8．垂丝竹，枝弱下垂。（《本草乘雅半偈》卷4《竹叶》）
       按：此条据《本草乘雅半偈》辑，又见《玉芝堂谈荟》卷36《竹不止六十一种》。王本、刘本均未辑此条。
9.云南出甘橘、甘蔗、橙、柚、梨、蒲桃[1]、李、梅、杏、桃[2]，糖酪之类悉有。（《御览》卷966《果部》）
       [1]“蒲桃”二字，考《授时通考》卷63《农余》和《佩文斋广群芳谱》卷57《果谱》：葡萄，古作蒲桃，又作蒲陶。

[2]“李、梅、杏、桃”，上本作“桃、李、梅、杏”。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0．云南有大腹槟榔，在枝朵上色犹青，每一朵有三二百颗。又有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干则可久停（佇）[1]。其青者亦剖之，为（以）[2]一片青（蒌）[3]叶如（及）[4]蛤粉卷和，嚼咽其汁即以减涩味[5]，云南每食讫则下之。（《御览》卷971《果部》）
       [1]“停”字，疑即“佇”之形误，“佇”与“伫”通，据文意改。

[2]“为”、[4]“如”二字，上本、《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作“以”、“及”，据改。

[3]“青”字，上本同，《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作“蒌”，据改。
[5]“嚼咽其汁即以减涩味”句，上本同，《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引作“食之即减涩味”。

按：此条又见《佩文斋广群芳谱》卷99《药谱》、《本草纲目》卷31《果》。
11．云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叶上，每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御览》卷971《果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7《药部》。刘本无，王本认为“本条与上一条当是一条，而引者分引之。”
12．云南有槟榔，花籹[1]极美。（《御览》卷971《果部》）

[1]“籹”字，上本作“糁”。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3．平琴州[1]有槟榔，树如棕榈，高七八丈，无柯枝，上有十许叶。正月结房，一房二百余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箨，箨堪为扇，至五月熟，大如鸡子。以海螺[2]壳烧作灰，名为贲蛤[3]灰，共扶留藤叶和而嚼之，香美，除口气，久食令人齿黑，故南人有雕题黑齿之俗[4]。（《御览》卷971《果部》）
       [1]“平琴州”三字，上本同，《类函》作“平琴川”，《月令辑要》作“平琹州”，“琹”是“琴”俗体字，“川”疑为“州”，因形近而误。考诸书，唐置有平琴州，建中二年废，而无平琴川。

[2]“海螺”二字，《天中记》引作“海蠡”，“蠡”与“螺”通。
[3] “贲蛤”二字，上本作“奔蛤”，《太平寰宇记》（下文简称《寰宇记》）作“蛤奔”，《类函》、《月令辑要》、《天中记》引作“蛤贲”，“贲”通作“奔”。

[4]“树如……至”、“大如鸡子”和“除口气……之俗”两段文字据《寰宇记》、《类函》、《天中记》校补。
按：此条又见《寰宇记》卷156《岭南道九》和卷170《岭南道十四》、《类函》卷397《药部》、《月令辑要》卷10《五月令》、《天中记》卷52《槟榔》。考本条与《类函》、《天中记》、《寰宇记》卷165《岭南道九》引沈怀远《南越记》近同。考《宋书》卷82《沈怀文传附弟怀远传》载，沈怀远著有《南越志》。《隋书》卷33《经籍志二》著录为“八卷”，《旧唐书》46《经籍志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作“五卷”。
14．紫槟榔，即马金囊，状类白豆蔲，嚼涂恶疮，甚效。（《类函》卷397《药部》）
       按：此条据《类函》辑，他书未见征引，王本、刘本未辑。
15．云南多干蒲萄。（《御览》卷972《果木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6．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有椰子，状如大牛心。破一重麄[1]皮，刮尽，又有一重硬壳，有小孔，以筋穿之，内有浆二合余，味甘，色白。（《御览》卷972《果木部》）

[1]“麄”字，《干禄字书·平声》：“麁、麆、麤，上中通，下正。”今作“粗”。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7．云南多椰子，亦以蜜渍之为糁。（《御览》卷972《果木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404《果部·椰一》。
18．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子如弹丸许[1]，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其树枝如柘枝，叶如小夜合叶[2]。（《御览》卷973《果部》）
       [1]“子如弹丸许”、[2]“其树枝如柘枝，叶如小夜合叶”两句，其余诸书所引无。

按：此条又见《记纂渊海》卷92《果食部》、《全芳备祖后集》卷4《果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45《果门》、《格致镜原》卷76《果类》、《山堂肆考》卷208《果品》。
19．嶲州界缘山野间有採（菜）[1]，大叶而麄茎，其根若大芦菔[2]。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为诸葛菜[3]。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莳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榗林（枥木）[4]，谓之诸葛木也。（《御览》卷980《菜茹部》
       [1]“採”字，诸引书作“菜”，据改。

[2]“芦菔”二字，诸引或作“萝卜”、“萝菔”，据《别雅》卷5：“芦菔”、“萝卜”、“萝菔”，由音近而通。
[3]“诸葛菜”三字，上本作“诸侯菜”，误。
[4]“榗林”二字，上本、《天中记》作“枥木”，《授时通考》、《佩文斋广群芳谱》作“栎木”。“枥”与“栎”同，据上下文当作“枥木”为是，据改。

按：此条又见《授时通考》卷59《农余蔬》、《佩文斋广群芳谱》卷14《蔬谱》、《天中记》卷46《菜》
20．云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为马策，大者可为柱[1]杖。（《御览》卷995《百卉部》）

[1]“柱”字，上本、《类函》同，《王荆公诗注·游钟山》注引作“拄”，“柱”与“拄”形近而误，当作“拄”是。
       按：此条又见《王荆公诗注》卷47《律诗·游钟山》注，《类函》卷410《草部》。
21．羊苴咩城，在点苍中峰下，即古楪榆[1]城也。蛮语讹为羊苴咩，亦曰阳苴咩。南去太和城十余里，北去成都二千四百里，去云南城三百里。由泸州南渡泸水，行六百三（五）[2]十里，即至羊苴咩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17《云南》）
       [1]“楪榆”，或作“葉榆”，“楪”音“葉”，音同而通用。
[2]“三”字，《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代宗大历十四年”胡注作“五”，“三”字乃“五”字之形误，据改。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附《御览》引题作《云南记》且引文中有韦齐休姓名，诸家辑本辑作《云南行记》者三则：
1．韦齐休使云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阴，池中鹅鸭甚盛。（《御览》卷919《羽族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2．韦[1]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御览》卷924《羽族部》）

[1]“韦”字，据上则校补。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3．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州[1]都督刘宽使使[2]致甘蔗。蔗节希[3]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御览》卷974《果部》）
       [1]“会州”二字，《类函》同，上本、《天中记》，当作“会川”为是，《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载“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可证。

[2]“使使”二字，上本同，《类函》、《天中记》、《韵府拾遗》作“使”。

[3]“希”字，上本同，《类函》、《天中记》作“稀”，“希”与“稀”同。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404《果部》、《天中记》卷53《甘蔗》。

三、《云南记》非《云南行记》考辨

自清代以来，从事方志整理研究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对《云南记》的辑佚和考证。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目录》著录有袁滋《云南记》附《云南行记》之目，但其辑稿不存，内容不祥。[7]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中认为《御览》引《云南记》和《云南行记》都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之书。[8]又向达《蛮书校注》之附录二《相关方面·辑佚书》则认为《御览》引《云南记》乃韦齐休所著，而《御览》引《云南行记》为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并从《御览》辑得《云南行记》二条，《云南记》二十条。[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认为群书所引《云南记》是《云南行记》的省称，故辑作韦齐休《云南行记》。[10]方国瑜、徐子圣等学者均从此说。[1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则认为《云南记》，又名《云南行记》，系一书二名。[12]显然是误将《云南记》与《云南行记》两书误为一书。上述诸位学者认为《御览》所引《云南记》乃韦齐休所著《云南行记》的证据和理由，主要有如下三点：（1）《御览》引《云南记》有三条提及韦齐休姓名。（2）《御览》引《云南记》所记途程与袁滋出使云南的途程不同，而与韦齐休出使云南的途程同。（3）袁书的内容很多被樊绰采入《蛮书》中，但《御览》所引《云南记》及韦齐休《云南行记》，都不见于樊书，足证《云南记》是樊绰未见的韦齐休书。通观上述前辈学者的观点，都认为《御览》所引的《云南记》及《云南行记》，是韦齐休所撰之书，但对《御览》所引何以一书两名则没有说明。笔者不敏，试作考辩如下。
韦齐休所撰之书，历代公私目录及诸书引录题作《云南行记》或《云南行纪》，均没有题作《云南记》者。该书系韦齐休于长庆三年（823）从韦审规出使云南后所著，韦齐休卒于太和八年（834），[13]因而此书的成书时间当在823至834年之间。王叔武认为该书的具体成书时间，当在太和三、四年（829-830）之间。[14]前辈学者由于《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故认为《御览》所引之《云南记》系韦齐休之《云南行记》。群书征引韦齐休《云南行记》主要有：《御览》卷924《羽族部》引两则，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28“晋肃宗明皇帝太宁元年”条解题引一则，樊绰《蛮书》注引两则。考上述内容，群书征引均无题作《云南记》者，而且《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云南记》，无《云南行记》。同时从古人著书体例来看，绝无在自著书中自称姓名者，即便他书引录，也无作如是简括省约之词。显然，《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者系后人著述记载韦齐休出使云南之事。考《御览》卷937《鳞介部》引《云南记》“雅州丙穴出嘉鱼”条，《异鱼图赞》注引题作樊绰《云南记》。樊书，历代著录的名称有：《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方国瑜认为该书虽然“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咸通四、五年（863、863）之间。[15]较早称樊书为《云南记》的记载，见于北宋苏颂等撰《图经本草》（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和唐慎微《证类本草》（大约成书于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由此可知，北宋时期樊书就已经称作《云南记》，因而《御览》所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者极有可能是樊绰《云南记》。
至于《御览》所引《云南记》未见于樊书一说则很好解释，因为樊书早佚，现存四库全书本樊书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并非全本。同时《御览》所引《南夷志》，向达、方国瑜等都认为是樊书，但《御览》引《南夷志》多达37则，其中很多内容并未见于四库全书本樊书。由此可知，前辈学者虽然证实了樊书的确大量引录袁书的内容，但并不能以《御览》所引《云南记》不见于四库全书本樊书来证明该书是韦书而非袁书。
关于袁滋入云南的道路途程，较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六》，其“戎州开边条”注所载贞元十年（794）袁滋与刘贞谅使南诏途程为：
曲州—石门镇—邓枕山—马鞍渡—阿傍部落—蒙夔山—阿夔部落—谕官川——薄口季川—界江山下—荆溪谷—— 渘池——汤麻顿—柘东城—安宁井—曲水—石鼓—石门—佉龙驿—云南城—白崖城—龙尾城—羊苴咩城。[16]
又同书同卷“嶲州”条注载贞元十四年（797）刘希昂使南诏途程为：
清溪关南—大定城——达仕城—菁口—永安城—水口—木瓜岭—台登城—苏祁县—嶲州—沙野—羌浪驿—阳蓬岭—俄准添馆—菁口—会川—河子镇城—泸水—姚州—外沴荡馆—佉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17]
另据四库全书本樊绰《蛮书》记载，从中原到云南有南北两条道路，北路为石门关道，南路为清溪关道。该书首叙从成都府出发，经蜀州（今四川崇庆）、雅州(今四川雅安)、黎州(今四川汉源)、嶲州(今四川西昌)之四川境内的道路行程。其次叙从嶲州俄淮岭(今四川会理县北)经会川(今四川会理)、泸水(金沙江)、弄栋城(今云南大姚)、云南城(今云南祥云)、阳（一作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之云南境内道路行程。接下详细叙述从戎州(治今四川宜宾)经石门(今云南盐津)出鲁望(今云南鲁甸)、昆州(今云南昆明)至云南之北路和从黎州、清溪关（今四川汉源西南）出邛部（今四川越西），过会通至云南之南路。[18]这与《新唐书》所载基本相合，但对于袁滋从成都到戎州的道路行程却并未清楚叙述。严耕望先生则对川滇之间南北交通道路有较为详细的考证。[19]又樊绰《蛮书》载袁滋一行册封事情完毕之后，于“其年（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从石门更十日程到茂州。”[20]向达认为此处“茂州”当为“戎州”。然而据赵吕甫考证，樊、向两说皆不甚妥帖，认为“据本书（即《蛮书》）卷一第7条，从柘东城北行至石门，凡二十一日程，同卷第1条，从阳苴咩至柘东城，亦十一日程，则从阳苴咩城至石门应为三十一日程，与此处所纪日程相差悬远，知此‘石门’必非北道之‘石门’，而此处之‘茂州’亦必非‘戎州’之误。疑此‘石门’乃巨津州之‘石门关’，‘茂州’或为‘嶲州’之讹。意袁滋等由北道入云南，由南道还西川，疑莫能定，姑识于此俟考。”[21]
此外，据《新唐书·南诏传》及石门摩崖袁滋题名，随袁滋出使的主要有俱文珍、刘幽岩、吐突承璀、尹庞颀、崔佐时。[22]据《旧唐书·俱文珍传》和《新唐书·刘贞亮传》载：刘贞谅，或作刘贞亮，即俱文珍，与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时俱掌权位。[23]又刘希昂在贞元十四年出使云南一事，他书未见记载，刘希昂之事迹不详，可考者仅《唐会要》载：元和年间“刘希昂与吐突承璀久居权任”[24]和《御览》及《册府元龟》载：贞元十七年（981）九月，德宗在重阳节赐群臣宴于曲江上，命“中使刘希昂宣慰”[25]两事。然刘希昂、刘贞亮、吐突承璀具为同时代掌握权位之宦官，且据《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及《通鉴考异》等书记载，贞元年间使云南者仅有袁滋等人一行，亦或刘希昂即刘贞亮欤？亦或贞元十四年乃贞元十年之误？因文献不足征，难以确考，存此附说，以待来日。
前辈学者据《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雅州、嶲州、荣经、名山、新安、会川、泸水等，与韦齐休入云南走的是南路清溪关道一致，而当时袁滋入云南走的是北路石门关道，故认为该书为韦齐休书。[26]然而笔者认为以此残缺不全之行程地名以证该书之所属，颇过于武断。因为前辈学者对《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之“平琴州”，皆存而不论。考“平琴州”，属岭南道，唐置，建中二年（781）并入党州，其治所在今广西玉林西北。[27]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难将此地与唐代由四川成都入云南的南北两道联系起来。而且《御览》引《云南记》记“平琴州”条内容，与《寰宇记》卷165《岭南道九》引沈怀远《南越记》（又作《南越志》）近同。同时《御览》引《云南记》涉及地名之条目，其内容多为记载云南境内之物产风俗，与道路行程无涉。从“平琴州”出自《南越志》来看，《御览》所引《云南记》的作者在撰写该书时一定录引了前人的相关著作，故而作者虽不亲历这些地方，但据他书详记这些地方的物产风俗是完全可能。因此，用与道路途程无关之《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作为该书作者行经途程之证据，进而证明该书为谁所撰，颇有牵强附会之嫌。

综上所述，关于袁滋出使云南的行程和著录有两种可能：一、由北道入云南，由南道回四川，故据亲身所历而记南北两道沿途之物产风俗。二、由北道往返，据亲身经历和征考文献资料而记南北两道沿途之物产风俗。因此，《御览》引《云南记》绝非韦齐休《云南行记》的省称，而极有可能就是袁滋所著《云南记》。由于袁书为樊书大量采入，而诸书在征引樊书时多作《云南记》，故而《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者，有可能是引自樊书，显系异书同名。
[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152页。

[2]《唐会要》卷36《修撰》，第661页。

[3]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4]《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第379页。

[5]《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第5283页。

[6]《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第458~463页；《旧唐书》卷185下《袁滋传》，第4830~4831页；《新唐书》卷151《袁滋传》，第4824~4825页。

[7]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8]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第149~154页。

[9]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313-315页。

[10]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1页。

[1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76~177页；又《樊绰〈云南志〉考说》，《思想战线》1981年第1期，第4页。徐子圣：《南诏史料的辑佚与整理》，《大理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130~132页。

[12]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6~418页。

[13]《太平广记》卷348《鬼》“韦齐休”条引《河东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760~2761页。

[14]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20页。

[15] 方国瑜：《樊绰〈云南志〉考说》，第1~6页。

[16]《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第1085~1086页。

[17]《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第1083页。

[18] 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山川滇黔区》之第叁壹《川滇西道——成都青溪通南诏驿道》和第叁贰《汉唐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第1179~1256页。

[20] 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

[21] 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22]《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第6274页；陶学宪：《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73~74页。殷举盘：《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档案》1998年第3期，第43页。

[23]《旧唐书》卷184《俱文珍传》，第4767页；《新唐书》卷207《刘贞亮传》，第5868~5869页。

[24]《唐会要》卷55《省号下》，第951页。

[25]《太平御览》卷592《文部》引《唐书》，第2666页；《册府元龟》卷40《帝王部》第456页。

[26]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第152页。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19页。

[27]《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32、1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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