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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 袁滋《云南记》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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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9 21: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云南的关系日益密切,使节往来频繁,诸多使臣出使返唐后,纷纷著书记其行使闻见,《云南记》一书就是袁滋出使云南归后所撰,这是唐代人记述云南较早的著作。由于该书早已散佚,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下文简称《御览》)及以后群书多有引录,但前辈学者如向达、王叔武、方国瑜、徐子圣等都认为《御览》所引《云南记》不是袁书,而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然而笔者认为此说颇值得商榷,故不揣简陋,拟就该书进行简要的辑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代著录及成书时间
《云南记》又作《云南纪》,《旧唐书·袁滋传》、《新唐书·艺文志二》、《册府元龟·国史部》、《滇略·文略》著录为《云南记》五卷。《唐会要·修撰》、《玉海·地理》引《会要》、《云南通志·杂纪》作《云南纪》五卷。《通志·二十略》、焦竑《国史经籍志·史部》著录为《云南记》1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袁滋传》以及宋代以降的其它公私图书目录均无著录,从历代著录来看,该书在南宋时即已散佚。
袁滋《云南记》成书于何时,新旧《唐书》均无记载。方国瑜据《唐会要》认为成书时间为“贞元十三年(797)”,《玉海》和《云南通志》所载“元和”乃“贞元”之误。[1]但考《唐会要·修撰》所载为:元和十三年(818)六月“宰臣袁滋撰《云南纪》五卷上之。”[2]《玉海·地理》引《会要》、《云南通志·杂纪》同,故不知方先生所据为何本。袁滋出使云南的时间,向达认为是贞元十年(794)六月,往返大约三四月。[3]考《旧唐书·德宗本纪》作“贞元十年六月”。[4]同书《南诏蛮传》载:贞元十一年(795)三月,南诏“遣清平官尹辅酋随袁滋来朝”。[5]由此可知,袁滋出使返唐在贞元十年至十一年夏之间。元和十二年(817)春正月,袁滋因征讨吴元济无功而被贬为抚州刺史。同年九月,迁湖南观察使。元和十三年(818)六月,袁滋卒,享年七十岁。[6]因而该书有可能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年袁滋去世前上奏的,故该书的成书时间应在贞元十一年(795)至元和十三年(818)之间。
二、《云南记》辑校
本文主要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览》辑录,以按语的形式注明他书之征引。若原本有误,保留原文,在错误文字下用()标出正字;若原本缺,据他书所补文字用囗标出,并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同时参考王氏、刘氏之辑录及诸书之征引为之校勘,校记文字分别以[1][2][3]……置入按语前。

1.雅州荣经县,土田岁输稻米,随亩五斗(斛)[1],其谷精好,每一(二)[2]斗谷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3]味。(《御览》卷839《百谷部》)
[1]“随亩五斗”一句显然有误,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研究,汉末三国以来,粮食产量一般为亩产五、六斛,“斗”字俗作“,“斛”字俗作“”,“斗”字为“斛”字之俗讹,故校改为“斛”。
[2]“一”字,误。据常理,一般为二斗谷得一斗米,故校改为“二”。
[3]“糯”字,《渊鉴类函》(下文简称《类函》)作“稻”,误。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4《五谷部》,

2.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遗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御览》卷867《饮食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0《食物部》。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下文简称王本)“拾遗志”作“十道志”,误。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下文简称刘本)缺“按《拾遗志》”以下文字,且出处误作“《御览》卷967
3.雅州丙穴出嘉鱼,所谓“嘉鱼生于丙穴”。大抵雅州诸水多有嘉鱼,似鲤而鳞细,成文(或云)[1]黄河中鱼味与(味鱼亦)[2]此类也。(《御览》卷937《鳞介部》)
       [1]“成文”二字,上海涵芬楼影宋本《御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下文简称“上本”)、《天中记》、《格致镜原》作“或云”,据改。

[2]
“鱼味与”三字,上本作“味鱼”,《天中记》、《格致镜原》作“味鱼亦”,据文意及诸引书,当作“味鱼亦”为是。又“味鱼”亦作“鮇鱼”,“鮇”音“味”,同音互通。
按:此条又见《天中记》卷56《鱼》、《格致镜原》卷91《嘉鱼》、《异鱼图赞》卷1《嘉鱼》等,然诸书引本则内容所注出处或为《水经注》。考《异鱼图赞》卷1《嘉鱼》条文后两行小注云:“事见《水经》、《蜀都赋》、任豫《益州记》、樊绰《云南记》、《博物志》。”
4.新安妇人[1]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2],帖于髻侧。又绕腰以螺蛤联穿[3]系之,谓为珂佩。(《御览》卷942《鳞介部》)
       [1]“新安妇人”四字,《类函》同,《天中记》作“新安蛮妇人”。

[2]
“联贯瑟瑟”四字,《天中记》作“联贯琴瑟”,误。考《杜阳杂编》卷上有“如贯瑟瑟”之语可证。

[3]
“穿”字,刘本作“串”,注云:“‘串’,《天中记》引作‘穿’”。考诸引书无作“串”。

按:此条又见《天中记》卷57《蛤》、《类函》卷443《鳞介部》,《类函》所引无“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帖于髻侧”句。刘本出处误作“《御览》卷992”。
5.云南有丈(大)[1]松子,如杂(新)罗[2]松子。(《御览》卷953《木部》)
       [1]“丈”、[2]“杂”字,上本作“大”、“新”,因形近而误,据改。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6川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满川坡尽是花木,亦有赤柘。(《御览》卷958《木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7.云南有实心竹,文采斑驳,殊好,可为器物[1]。其土人[2]以为枪[3]、交床[4]。(《御览》卷962《竹部》)
       [1]“器物”二字,《说略》、《骈志》、《记纂渊海》、《天中记》、《本草乘雅半偈》、《玉芝堂谈荟》、《格致镜原》同,《竹谱》作“器用”。

[2]
“人”字,据《竹谱》校补。
[3]“幹”字,《骈志》、《格致镜原》同,上本作“簳”,《竹谱》、《天中记》作“榦”。考《六书故》卷21《植物一》及卷23《植物三》:榦,通作幹,别作簳。
[4]“交床”二字,《天中记》、《格致镜原》同,《竹谱》引作“胡床”。
       按:此条又见《竹谱》卷5《异形品》、卷7《异色品》、《说略》卷27《卉笺上》、《骈志》卷17《壬部上》、《记纂渊海》卷96《竹部》、《天中记》卷53《竹》、《本草乘雅半偈》卷4《竹叶》、《玉芝堂谈荟》卷36《竹不止六十一种》、《格致镜原》卷67《竹》
8.垂丝竹,枝弱下垂。(《本草乘雅半偈》卷4《竹叶》)
       按:此条据《本草乘雅半偈》辑,又见《玉芝堂谈荟》卷36《竹不止六十一种》。王本、刘本均未辑此条。
9.云南出甘橘、甘蔗、橙、柚、梨、蒲桃[1]、李、梅、杏、桃[2],糖酪之类悉有。(《御览》卷966《果部》)
       [1]“蒲桃”二字,考《授时通考》卷63《农余》和《佩文斋广群芳谱》卷57《果谱》:葡萄,古作蒲桃,又作蒲陶。

[2]
“李、梅、杏、桃”,上本作“桃、李、梅、杏”。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0云南有大腹槟榔,在枝朵上色犹青,一朵有三二百颗。又有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干则可久停()[1]。其青者亦剖之,为(以)[2]一片青(蒌)[3]叶如(及)[4]蛤粉卷和,嚼咽其汁即以减涩味[5],云南每食讫则下之。(《御览》卷971《果部》)
       [1]“停”字,疑即“佇”之形误,“佇”与“伫”通,据文意改。

[2]
“为”、[4]“如”二字,上本、《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作“以”、“及”,据改。

[3]
“青”字,上本同,《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作“蒌”,据改。
[5]“嚼咽其汁即以减涩味”句,上本同,《佩文斋广群芳谱》、《本草纲目》引作“食之即减涩味”。

按:此条又见《佩文斋广群芳谱》卷99《药谱》、《本草纲目》卷31《果》。
11.云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叶上,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御览》卷971《果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397《药部》。刘本无,王本认为“本条与上一条当是一条,而引者分引之。”
12.云南有槟榔,花[1]极美。(《御览》卷971《果部》)

[1]
“籹”字,上本作“糁”。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3.平琴州[1]有榔,树如棕榈,高七八丈,无柯枝,上有十许叶。正月结房,一房二百余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箨,箨堪为扇,至五月熟,大如鸡子。以海螺[2]壳烧作灰,名为贲蛤[3]灰,共扶留藤叶和而嚼之,香美,除口气,久食令人齿黑,故南人有雕题黑齿之俗[4]。(《御览》卷971《果部》)
       [1]“平琴州”三字,上本同,《类函》作“平琴川”,《月令辑要》作“平琹州”,“琹”是“琴”俗体字,“川”疑为“州”,因形近而误。考诸书,唐置有平琴州,建中二年废,而无平琴川。

[2]
“海螺”二字,《天中记》引作“海蠡”,“蠡”与“螺”通。
[3] “贲蛤”二字,上本作“奔蛤”,《太平寰宇记》(下文简称《寰宇记》)作“蛤奔”,《类函》、《月令辑要》、《天中记》引作“蛤贲”,“贲”通作“奔”。

[4]
“树如……至”、“大如鸡子”和“除口气……之俗”两段文字据《寰宇记》、《类函》、《天中记》校补。
按:此条又见《寰宇记》卷156《岭南道九》和卷170《岭南道十四》、《类函》卷397《药部》、《月令辑要》卷10《五月令》、《天中记》卷52《槟榔》。考本条与《类函》、《天中记》、《寰宇记》卷165《岭南道九》引沈怀远《南越记》近同。考《宋书》卷82《沈怀文传附弟怀远传》载,沈怀远著有《南越志》。《隋书》卷33《经籍志二》著录为“八卷”,《旧唐书》46《经籍志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作“五卷”。
14.紫槟榔,即马金囊,状类白豆蔲,嚼涂恶疮,甚效。(《类函》卷397《药部》)
       按:此条据《类函》辑,他书未见征引,王本、刘本未辑。
15.云南多干蒲萄。(《御览》卷972《果木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6.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有椰子,状如大牛心。破一重[1]皮,刮尽,又有一重硬壳,有小孔,以筋穿之,内有浆二合余,味甘,色白。(《御览》卷972《果木部》)

[1]
“麄”字,《干禄字书·平声》:“麁、麆、麤,上中通,下正。”今作“粗”。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17.云南多椰子,亦以蜜渍之为糁。(《御览》卷972《果木部》)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404《果部·椰一》。
18.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子如弹丸许[1],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其树枝如柘枝,叶如小夜合叶[2]。(《御览》卷973《果部》)
       [1]“子如弹丸许”、[2]“其树枝如柘枝,叶如小夜合叶”两句,其余诸书所引无。

按:此条又见《记纂渊海》卷92《果食部》、《全芳备祖后集》卷4《果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45《果门》、《格致镜原》卷76《果类》、《山堂肆考》卷208《果品》。
19州界缘山野间有(菜)[1],大叶而茎,其根若大芦菔[2]。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为诸葛菜[3]。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莳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林(枥木)[4],谓之诸葛木也。(《御览》卷980《菜茹部》
       [1]“採”字,诸引书作“菜”,据改。

[2]
“芦菔”二字,诸引或作“萝卜”、“萝菔”,据《别雅》卷5:“芦菔”、“萝卜”、“萝菔”,由音近而通。
[3]“诸葛菜”三字,上本作“诸侯菜”,误。
[4]“榗林”二字,上本、《天中记》作“枥木”,《授时通考》、《佩文斋广群芳谱》作“栎木”。“枥”与“栎”同,据上下文当作“枥木”为是,据改。

按:此条又见《授时通考》卷59《农余蔬》、《佩文斋广群芳谱》卷14《蔬谱》、《天中记》卷46《菜》
20.云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为马大者可为柱[1]杖。(《御览》卷995《百卉部》)

[1]
“柱”字,上本、《类函》同,《王荆公诗注·游钟山》注引作“拄”,“柱”与“拄”形近而误,当作“拄”是。
       按:此条又见《王荆公诗注》卷47《律诗·游钟山》注,《类函》卷410《草部》。
21.羊苴咩城,在点苍中峰下,即古[1]城也。蛮语讹为羊苴咩,亦曰阳苴咩。南去太和城十余里,北去成都二千四百里,去云南城三百里。由泸州南渡泸水,行六百三(五)[2]十里,即至羊苴咩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17《云南》)
       [1]“楪榆”,或作“葉榆”,“楪”音“葉”,音同而通用。
[2]“三”字,《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代宗大历十四年”胡注作“五”,“三”字乃“五”字之形误,据改。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附《御览》引题作《云南记》且引文中有韦齐休姓名,诸家辑本辑作《云南行记》者三则:
1.韦齐休使云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阴,池中鹅鸭甚盛。(《御览》卷919《羽族部》)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2.韦[1]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御览》卷924《羽族部》)

[1]
“韦”字,据上则校补。
       按:此条他书未见征引。
3.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州[1]都督刘宽使使[2]致甘蔗。蔗节希[3]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御览》卷974《果部》)
       [1]“会州”二字,《类函》同,上本、《天中记》,当作“会川”为是,《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载“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可证。

[2]
“使使”二字,上本同,《类函》、《天中记》、《韵府拾遗》作“使”。

[3]
“希”字,上本同,《类函》、《天中记》作“稀”,“希”与“稀”同。
按:此条又见《类函》卷404《果部》、《天中记》卷53《甘蔗》。
三、《云南记》非《云南行记》考辨
自清代以来,从事方志整理研究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对《云南记》的辑佚和考证。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目录》著录有袁滋《云南记》附《云南行记》之目,但其辑稿不存,内容不祥。[7]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中认为《御览》引《云南记》和《云南行记》都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之书。[8]又向达《蛮书校注》之附录二《相关方面·辑佚书》则认为《御览》引《云南记》乃韦齐休所著,而《御览》引《云南行记》为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并从《御览》辑得《云南行记》二条,《云南记》二十条。[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认为群书所引《云南记》是《云南行记》的省称,故辑作韦齐休《云南行记》。[10]方国瑜、徐子圣等学者均从此说。[1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则认为《云南记》,又名《云南行记》,系一书二名。[12]显然是误将《云南记》与《云南行记》两书误为一书。上述诸位学者认为《御览》所引《云南记》乃韦齐休所著《云南行记》的证据和理由,主要有如下三点:(1)《御览》引《云南记》有三条提及韦齐休姓名。(2)《御览》引《云南记》所记途程与袁滋出使云南的途程不同,而与韦齐休出使云南的途程同。(3)袁书的内容很多被樊绰采入《蛮书》中,但《御览》所引《云南记》及韦齐休《云南行记》,都不见于樊书,足证《云南记》是樊绰未见的韦齐休书。通观上述前辈学者的观点,都认为《御览》所引的《云南记》及《云南行记》,是韦齐休所撰之书,但对《御览》所引何以一书两名则没有说明。笔者不敏,试作考辩如下。
韦齐休所撰之书,历代公私目录及诸书引录题作《云南行记》或《云南行纪》,均没有题作《云南记》者。该书系韦齐休于长庆三年(823)从韦审规出使云南后所著,韦齐休卒于太和八年(834),[13]因而此书的成书时间当在823834年之间。王叔武认为该书的具体成书时间,当在太和三、四年(829-830)之间。[14]前辈学者由于《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故认为《御览》所引之《云南记》系韦齐休之《云南行记》。群书征引韦齐休《云南行记》主要有:《御览》卷924《羽族部》引两则,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28“晋肃宗明皇帝太宁元年”条解题引一则,樊绰《蛮书》注引两则。考上述内容,群书征引均无题作《云南记》者,而且《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云南记》,无《云南行记》。同时从古人著书体例来看,绝无在自著书中自称姓名者,即便他书引录,也无作如是简括省约之词。显然,《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者系后人著述记载韦齐休出使云南之事。考《御览》卷937《鳞介部》引《云南记》“雅州丙穴出嘉鱼”条,《异鱼图赞》注引题作樊绰《云南记》。樊书,历代著录的名称有:《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方国瑜认为该书虽然“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咸通四、五年(863863)之间。[15]较早称樊书为《云南记》的记载,见于北宋苏颂等撰《图经本草》(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和唐慎微《证类本草》(大约成书于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由此可知,北宋时期樊书就已经称作《云南记》,因而《御览》所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姓名者极有可能是樊绰《云南记》。
至于《御览》所引《云南记》未见于樊书一说则很好解释,因为樊书早佚,现存四库全书本樊书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并非全本。同时《御览》所引《南夷志》,向达、方国瑜等都认为是樊书,但《御览》引《南夷志》多达37则,其中很多内容并未见于四库全书本樊书。由此可知,前辈学者虽然证实了樊书的确大量引录袁书的内容,但并不能以《御览》所引《云南记》不见于四库全书本樊书来证明该书是韦书而非袁书。
关于袁滋入云南的道路途程,较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六》,其“戎州开边条”注所载贞元十年(794袁滋与刘贞谅使南诏途程为:
曲州—石门镇—邓枕山—马鞍渡—阿傍部落—蒙夔山—阿夔部落—谕官川——薄口季川—界江山下—荆溪谷—— 池——汤麻顿—柘东城—安宁井—曲水—石鼓—石门—龙驿—云南城—白崖城—龙尾城—羊苴咩城。[16]
又同书同卷“嶲州”条注载贞元十四年(797)刘希昂使南诏途程为:
清溪关南—大定城——达仕城—菁口—永安城—水口—木瓜岭—台登城—苏祁县—州—沙野—羌浪驿—阳蓬岭—俄准添馆—菁口—会川—河子镇城—泸水—姚州—外荡馆—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17]
另据四库全书本樊绰《蛮书》记载,从中原到云南有南北两条道路,北路为石门关道,南路为清溪关道。该书首叙从成都府出发,经蜀州(今四川崇庆)、雅州(今四川雅安)、黎州(今四川汉源)、嶲州(今四川西昌)之四川境内的道路行程。其次叙从嶲州俄淮岭(今四川会理县北)经会川(今四川会理)、泸水(金沙江)、弄栋城(今云南大姚)、云南城(今云南祥云)、阳(一作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之云南境内道路行程。接下详细叙述从戎州(治今四川宜宾)经石门(今云南盐津)出鲁望(今云南鲁甸)、昆州(今云南昆明)至云南之北路和从黎州、清溪关(今四川汉源西南)出邛部(今四川越西),过会通至云南之南路。[18]这与《新唐书》所载基本相合,但对于袁滋从成都到戎州的道路行程却并未清楚叙述。严耕望先生则对川滇之间南北交通道路有较为详细的考证。[19]又樊绰《蛮书》载袁滋一行册封事情完毕之后,于“其年(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从石门更十日程到茂州。”[20]向达认为此处“茂州”当为“戎州”。然而据赵吕甫考证,樊、向两说皆不甚妥帖,认为“据本书(即《蛮书》)卷一第7条,从柘东城北行至石门,凡二十一日程,同卷第1条,从阳苴咩至柘东城,亦十一日程,则从阳苴咩城至石门应为三十一日程,与此处所纪日程相差悬远,知此‘石门’必非北道之‘石门’,而此处之‘茂州’亦必非‘戎州’之误。疑此‘石门’乃巨津州之‘石门关’,‘茂州’或为‘嶲州’之讹。意袁滋等由北道入云南,由南道还西川,疑莫能定,姑识于此俟考。”[21]
此外,据《新唐书·南诏传》及石门摩崖袁滋题名,随袁滋出使的主要有俱文珍、刘幽岩、吐突承璀、尹庞颀、崔佐时。[22]据《旧唐书·俱文珍传》和《新唐书·刘贞亮传》载:刘贞谅,或作刘贞亮,即俱文珍,与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时俱掌权位。[23]又刘希昂在贞元十四年出使云南一事,他书未见记载,刘希昂之事迹不详,可考者仅《唐会要》载:元和年间“刘希昂与吐突承璀久居权任”[24]和《御览》及《册府元龟》载:贞元十七年(981)九月,德宗在重阳节赐群臣宴于曲江上,命“中使刘希昂宣慰”[25]两事。然刘希昂、刘贞亮、吐突承璀具为同时代掌握权位之宦官,且据《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及《通鉴考异》等书记载,贞元年间使云南者仅有袁滋等人一行,亦或刘希昂即刘贞亮欤?亦或贞元十四年乃贞元十年之误?因文献不足征,难以确考,存此附说,以待来日。
前辈学者据《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雅州、嶲州、荣经、名山、新安、会川、泸水等,与韦齐休入云南走的是南路清溪关道一致,而当时袁滋入云南走的是北路石门关道,故认为该书为韦齐休书。[26]然而笔者认为以此残缺不全之行程地名以证该书之所属,颇过于武断。因为前辈学者对《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之“平琴州”,皆存而不论。考“平琴州”,属岭南道,唐置,建中二年(781)并入党州,其治所在今广西玉林西北。[27]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难将此地与唐代由四川成都入云南的南北两道联系起来。而且《御览》引《云南记》记“平琴州”条内容,与《寰宇记》卷165《岭南道九》引沈怀远《南越记》(又作《南越志》)近同。同时《御览》引《云南记》涉及地名之条目,其内容多为记载云南境内之物产风俗,与道路行程无涉。从“平琴州”出自《南越志》来看,《御览》所引《云南记》的作者在撰写该书时一定录引了前人的相关著作,故而作者虽不亲历这些地方,但据他书详记这些地方的物产风俗是完全可能。因此,用与道路途程无关之《御览》引《云南记》所记地名,作为该书作者行经途程之证据,进而证明该书为谁所撰,颇有牵强附会之嫌。

综上所述,关于袁滋出使云南的行程和著录有两种可能:一、由北道入云南,由南道回四川,故据亲身所历而记南北两道沿途之物产风俗。二、由北道往返,据亲身经历和征考文献资料而记南北两道沿途之物产风俗。因此,《御览》引《云南记》绝非韦齐休《云南行记》的省称,而极有可能就是袁滋所著《云南记》。由于袁书为樊书大量采入,而诸书在征引樊书时多作《云南记》,故而《御览》引《云南记》三则中有韦齐休者,有可能是引自樊书,显系异书同名。
[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151~152页。

[2]《唐会要》卷36《修撰》,第661页。

[3]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49页。

[4]《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第379页。

[5]《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第5283页。

[6]《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第458~463页;《旧唐书》卷185下《袁滋传》,第4830~4831页;《新唐书》卷151《袁滋传》,第4824~4825页。

[7]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8]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第149~154页。

[9]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313-315页。

[10]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1页。

[1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76~177页;又《樊绰〈云南志〉考说》,《思想战线》1981年第1期,第4页。徐子圣:《南诏史料的辑佚与整理》,《大理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130~132页。

[12]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6~418页。

[13]《太平广记》卷348《鬼》“韦齐休”条引《河东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760~2761页。

[14]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20页。

[15] 方国瑜:《樊绰〈云南志〉考说》,第1~6页。

[16]《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第1085~1086页。

[17]《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第1083页。

[18] 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山川滇黔区》之第叁壹《川滇西道——成都青溪通南诏驿道》和第叁贰《汉唐川滇东道——戎州石门通南诏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第1179~1256页。

[20] 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

[21] 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22]《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第6274页;陶学宪:《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73~74页。殷举盘:《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档案》1998年第3期,第43页。

[23]《旧唐书》卷184《俱文珍传》,第4767页;《新唐书》卷207《刘贞亮传》,第5868~5869页。

[24]《唐会要》卷55《省号下》,第951页。

[25]《太平御览》卷592《文部》引《唐书》,第2666页;《册府元龟》卷40《帝王部》第456页。

[26]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第152页。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19页。

[27]《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321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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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8 12:55: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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