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像小说(72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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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根据影印本自扫
先传1-9期

书名: 绣像小说
作者: 李伯元
丛书: 非丛书
页码: 每期约90页
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
书籍格式: PDF
出版时间: 1903-1906
书籍大小: 共3G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300dpi或者同等效果
书籍便利度: 无书签
书籍完整性: 完整有封面
书籍内容提要: 自扫，每一册9期，共8册，全72期

第一册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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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占楼，10-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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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占楼，19-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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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册占楼，28-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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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占楼，37-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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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占楼，46-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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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册占楼，55-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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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册占楼，64-72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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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小说》自1903—1906年，共发行72期。“线装本，逐回绣像，通俗美观，名著尤夥。”（阿英《绣像小说》）创刊号发表了《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此文似由夏曾佑执笔，以后有机会再详谈），谈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抟桑崛起，推波助澜。”“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鞴裨国利民。”“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者摭泰西之良规，进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借思开化天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从“缘起”可以看出，这家刊物内容“多半是描写时事，讥讽朝政，激励革新的血气文章。”（毕树棠《绣像小说》）
　　《绣像小说》发表的作品，以章回小说为主，“多半是描写时事，讥讽朝政，激励革新的血气文章”（毕树棠《绣像小说》）。如忧患余生的《邻女语》，杞忧子的《苦学生》，壮者的《扫迷帚》等。长篇小说则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和洪都百炼生著《老残游记》。翻译方面则有奚若（原名奚伯绶，1904--10年在商务编译所任职）的《天方夜谈》。此书后来受到在商务编译所编《小说月报》的作家叶绍均（圣陶）的重视。叶先生说：“这个译本运用古文，非常纯熟而不流入迂腐；气运渊雅，造句时有新铸而不觉生硬，只见爽利；我们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翻译小说。”及吴涛从日文转译的小说《卖国奴》（[德]苏德蒙著）、[美]威士原著的《回头看》（编译所译）《梦游二十一世纪》（[荷兰]达爱斯克洛提斯著杨德森译）等。奚若和吴涛都是商务编译所的编辑，也是协助李伯元编《绣像小说》的。包天笑说过：“李伯元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办《绣像小说》时，还在商务未设编辑所以前，大概李伯元担任编辑，而商务担任印刷与发行。”这是包先生记错了。事实上，商务编译所成立于1902年，而《绣像小说》编印于1903年。当时，商务有几位编辑对出版小说是感兴趣的。如夏曾佑在天津办《国闻报》时，就发表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他也曾在《绣像小说》写过《小说原理》（署名：别士，是他的笔名）的文章。翻译家奚若1904年10月前后，就和老编辑蒋维乔在编译所是同事，翻译家吴涛在此前后也在编译所出过翻译小说，说明他们都在编译所工作过。李伯元不懂外文，他主要审阅创作小说，翻译小说部分则由商务编译所的翻译家协助编选。
　　文学史家阿英在评价《绣像小说》时指出，《绣像小说》是“较之《新小说》更为通俗化的读物,目的在唤醒人民改革鄙俗，刷新政治，富强国家。”“创作部分，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帝国主义的迫害，半殖民地的形形色色，以至破除迷信，反对缠足，灌输科学知识等等。这些小说，不仅出自名手，影响也极广大。翻译小说方面，种类也很多，介绍了好几部名著，只是更多的属于一般作品。”因此评论家毕树棠认为，“若采集中国最初提倡新小说的史料，《绣像小说》可谓最重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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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in

绣像小说：图文之间的历史  
  
演讲者： 陈正宏


    北风凛凛，严冬酷寒，却并未阻挡人们渴求知识的步伐，演讲时间未到，上图的多功能厅中已近满座。今天是“解读文献里的中国”专题的以一讲，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主讲“绣像小说：图文之间的历史”。
    这是一位睿智与活力并存的中年人，若不是亲眼所见新耳所闻，以其极为普通的外表，还真不敢相信他是研究古文的教授，文雅的谈吐彰显了他对古籍文史的渊博知识，清脆响亮的语调，循循善诱，将我们引入元明清时代的文化氛围之中。在整个演讲中，精彩而有趣的内容吸引着芸芸众生，充溢于每个人的心中。
    陈教授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有关绣像小说的历史溯源，他从四个方面谈论了中国历史中的绣像小说，重点在于图文之间的相互关系。
    陈教授首先解释了什么是绣像以及什么是绣像小说。绣像，最初是指彩色丝线所绣的佛像；对于绣像小说中的“绣像”一词，当初曾有出像、出相、全像、全相的不同叫法，直到清末年间李伯元编著的《绣像小说》开始，才以“绣像”固定下来。而“绣像小说”就是带绣像的小说。‘绣像小说’这个词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怎么熟悉，而最为通俗的理解也就是演化到现在的插图类小说。关于绣像小说的最早的记载要数《广宏明集》卷十六沈约所著的《绣像题赞序》和北魏时期刺绣佛像残片。由此可见绣像小说的发展史是漫长而悠久的。
    讲座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绣像小说的图文样式。陈教授结合大量古籍的投影，从图文配置方式和具像模式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令听众兴趣倍增。关于图文配置方式，有“卷首插图式”、“下文上图式”、 “上评中图下文式”、“卷首半页插图式”、“卷首或卷中两半叶合一图式”、“卷首卷中配人像式”等，如唐末咸通九年《金刚经》用的就是卷首插图式，如佛经中《绘图因果经》就是上评中图下文式。
    至于“具像模式”一词，是由陈教授独家发明的，它形象贴切地概括了在绣像小说图像在制作时的共性，即用统一的模板图来表达相似的意思。如在表达“兴兵”时，《三国志》中宋明公兴兵挂帅出征与《三国演义》中曹操引兵征张秀的情节中，绣像小说用的都是以一马一卒一将来表示兴兵的意义，用这样普遍为大众所接受的图像来表达相近的含义的方法，显然就有了一种具像模式。这种批量化制作的特点，虽然能给印刷带来极其方便的作用，但有时也不免会闹出点笑话。如在表达发令动作时，若法令者是个村野乡夫出生的英雄人物，他用翘着二郎腿，吊儿郎当龇牙咧嘴的发令是很贴切的，如若表达的情节人物是个像宋明公一样的文弱书生也用这样的图去表示，那就不免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了。
    在整个演讲中，最有趣味的莫过于第三部分中陈教授对于图文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他把假设法运用到古文研究中，充分的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严谨治学的作风。先是假设古人先把图刻好，再在图下面书写相关文字，也就是下面的文字总是围绕上面图中画面所展示的内容写的。而当参考了许多历史文献古籍之后，会发现许多绣像小说其实存在着图文不相称的现象，与假设的结论相矛盾，所以他否定了这个假设。当他经过仔细的参阅研究，发现一种民间娱乐形式——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所谓的评话，就是看图讲故事，每当展开一幅图卷，说书者便会为听众讲解画面上的故事，这种形式在民间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陈教授猜想，也许有些出版商见这种方式效果很好，有利可图，便把这样的图文，并不一一对应在放在一本书上，也就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图文不相配的现象。
    最后，陈教授从绣像中的人物形像发展谈到了各时代的精神特点。他以懒散可爱的猪八戒逐步演变为当今富有活力、与进俱进的猪八戒的形态和神态为例，说明各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变迁的特性。
    近两小时的演讲，观众们一直被陈教授富有趣味的讲解、制做精良的投影以及深刻的分析所吸引，大家受益匪浅，并希望能听到更多这样关注我国优秀文化瑰宝，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讲座。
　

刘磊洋 2010.12.13

sxin

李伯元的文学之路

欧阳健

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首的李伯元，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小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
李伯元，名宝嘉，又名宝凯，伯元是他的字，别号南亭亭长，又号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江苏武进人。曾祖李文喆，字吉甫，嘉庆丁卯（1807）举人，任教谕，寿至九十三岁。祖李芸，字德卿，邑庠生，二十九岁卒。父李翼辰，字申次，自幼随伯父李锡琨（字嗣卿）侨寓山东。母吴氏（1843－1909），甘泉籍，候选通判吴荧之女。李伯元于同治六年（1867）四月廿九日（阳历6月1日）生于山东，三岁丧父，由堂伯父李翼清（字念仔）抚养。李翼清历任山东肥城、胶州等知县，兖州同知，光绪十四年（1888）升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伯元祖上已三世同居，没有分家”，秉承这一传统，李翼清“视子侄如一体，对伯元尤悯其孤而爱其慧，平时督教甚严”，加上其母吴氏亦有文化，“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学业精进，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馀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吴氏爱读小说，笃于孝道的李伯元，便“每晚必读一、二回，为母解闷，如读《红楼梦》，则用京音；读弹词小说，则琅琅成韵，均有其独到之处”（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李伯元研究资料》第29-37页），这种诵读活动，培养了李伯元对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的爱好，也为日后的通俗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伯元十三四岁起，曾数次回原籍江苏武进参加童试，大约在二十岁时，以第一名考取秀才，补廪贡生，其时当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有了秀才的身分，还必须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方才获得做官的资格。关于李伯元是否参加过乡试，有两种矛盾的说法：一种说“屡试省门不售”（李伯元继室庄夫人内侄婿赵孟轺文，见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李伯元研究资料》第16页），一种说他“考取秀才后，只去江阴院试过一次”（李锡奇语，《李伯元研究资料》第4页）。江阴院试乃童试最后阶段，并非乡试。从光绪辛丑（1901）朝廷开特科，徵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荐之，李伯元以“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吴趼人：《李伯元传》）的表现看，他很可能没有再去参加乡试，以谋进身之阶。其时，李伯元又放弃了两个同官场相关的机会，一是“适遇山东遵筹饷例开捐，念仔便为伯元捐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一说“纳赀为县丞，签分山东”），一是“其从兄李谷宜寻以道员总办滁州土厘局，招君襄办文案”（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转引赵孟轺语），而李伯元均因无意于功名利禄，未赴。吴趼人称其“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李伯元传]），是有根据的。这一决定人生之路的抉择，对于李伯元日后的文学活动可以说大有影响。
光绪十八年（1892），李翼清从山东辞官回里，李伯元一家也一同返回常州，时年二十六岁。越二年，李翼清去世，“伯才内伤门庭的多故，外感国势之砧危，慨然有间世之志。”（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这里说的“国势之砧危”，指的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的惨败，李伯元痛感“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从李锡奇回忆“伯元在乡时曾与吾父、兄讨论此种主张，还一起商量过办报方法”的回忆看，李伯元之投身报界，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刚过而立之年的李伯元，举家来到我国最大的都市、近代文化的中心上海。他先入大型报纸《指南报》馆任编撰工作，未及一年，大约因《指南报》与其旨趣不合，便于次年五月二十五日创办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
“游戏报”的名称，显然受到西方文论的启发（早在乡居之日，李伯元就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西方文化对他必然有所影响）。《论<游戏报〉之本意》云：




《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瘖聋跛躄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海上为通商巨埠，骄奢繁盛，甲于五洲，势利之区，逋逃之数，天生人众，懵懵懂懂，在睡梦中，而无有从旁为之大声疾呼者。不知歌楼舞榭，一痛哭之场也；甘饴旨酒，一鸩毒之味也；洞房曲室，一养患之所也；钿车宝马，一痿蹶之象也。而且机制愈出而愈奇，心思日巧而杂拙，以及五方之所日处，九流之所丛萃，诡伪变诈之事，无日无之。主人议论及此，窃窃以为隐忧，始有此《游戏报》之一举。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工农商贾、妇人孺子，皆得而观之，庶天地间之千态万状，真一游戏之局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年8月25日）




“游戏说”为康德所首倡，他在《批判力批判》中说：“快适的艺术是单纯以享受做它的目的。例如人们在筵席间享受到的一切刺激，有趣地谈说着故事，诱使座客们活泼自由地高谈阔论，用谐谑和欢笑造成欢乐气氛。在这场合，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说些醉话，不负任何责任，不留在一个固定题目的思考与倡和里，只为着当前的欢娱消遣。此外属于这场合的还有一切游戏，这些游戏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叫人忘怀于时间的流逝。”（《西方文论选》第408页）李伯元是从哪里接受到“游戏说”的理论，现在还无从寻绎；但他的《本意》，却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文而谲谏”的成分，其中有的句子甚至就是从枚乘《七发》“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瘘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中化出来的。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l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游戏说”，是完全不同的。
从风格上看，《游戏报》属于一种“软性文字”，“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荼肆酒馆的新闻”（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这固然反映了这类小报有迎合都市社会需要的一面，这是由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但透过游戏笔墨的表象，却时时可以看到李伯元一颗忧时爱国之心。如1899年7月12日《游戏报》第七三四号《碰和解》，借叉麻雀之“碰和”，讽刺当局的对外屈膝政策：“和者，讲和也。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为外国一碰，便尔讲和。”又借牌中的“东”、“南”、“西”、“北”、“中”、“发”、“白板”等加以发挥道：“东为日本，北为俄罗斯，西南为欧美诸强国，眈眈环伺，各据一方，故碰和者以得东南西北风为坐将。至中风为公将者，犹之中国土地任人坐索，任人瓜分，皆视为公共之物。中国既为公共之物，由是而通商，而贸易，有不发财者盖鲜，故受之以发风。其所发财，由坐索瓜分而得，皆曰来财，故殿之以白板。终焉一万二万至九万者，赔款之数也。毁一教堂，赔银若干；毙一教士，赔银若干：其款皆动以万计。九者，极数也，至偿至二百兆，当亦造牌时所不及料，以为他日决不到此地步，故付阙如。索者，索地之谓，一索不得再索，再索不得三索，索之八九，索仍不得，势必至下哀的美敦书而后已。筒者，订合同也，借国债有合同，借赔款有合同，开口岸有合同，辟租界有合同，馀如造铁路、收关税、制船械、请教习、办矿务亦莫不各有合同。数百年后，中国不特有立和约的世家，且将开定合同的宗派，凡我同人，皆不可不讲究以为他日廷献之资。故碰和虽小事，而实有绝大关系存乎其中，特不足为四马路各堂子碰和客人道耳。”可谓沉痛之极。
《游戏报》以其“揄扬风雅”的宗旨，一时倾靡社会，“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麾，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郑逸梅：《南亭亭长之与安恺第》）。
《游戏报》的内外工作，由李伯元“一身独任其艰”，往往“只辞之斟酌，一字之推敲，稍有未协，心即不能释然”（《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游戏报》第二○七号，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由于李伯元的兢业精神和成功擘画，《游戏报》风行一时，其“揄扬风雅”的宗旨，一时倾靡社会，“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麾，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吴趼人：《李伯元传》），“时人推为小报牛耳”（张乙庐：《李伯元逸事》）。正当《游戏报》处于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他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关于李伯元此时的心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李伯元此时的心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桂笙写道：“昔南亭亭长李伯元徵君，创《游戏报》，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趋而不知变哉？遂设《繁华报》，别树一帜，一纸风行，千言日试，虽滑稽玩世之文，而识者咸推重之。”（《新庵笔记》卷三）而张乙庐则以为是“……后《寓言》、《采风》等报继起，《寓言》主笔为番禺李芋仙，其友高太痴、金免痴诸先辈，皆有著作，名侵侵驾于《游戏》，氏惧，复创立《繁华报》”（《李伯元逸事》）。
其实，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原因，除了他知机知变的经营性格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早在戊戌变政以后，李伯元就写信给担任新加坡《天南新报》主编的邱炜萲说：“海内外日报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国闻报》为最，次则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为其首持公论，力任开化，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也。”（邱炜萲《挥麈拾遗》）作为一名报人，坦然颂美自己的同道，确实表达出李伯元发自内心的对于办报事业的信念：“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是从正面论述报纸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则从反面揭示了办报的宗旨和原则。应该说，这正是李伯元为自己所制定的目标。而庚子国变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则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希望。阿英说：“《繁华报》完全是一种所谓‘消闲’的小型报纸”（《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仿佛与《游戏报》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繁华报》之“别树一帜”，首先体现在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说明李伯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察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这种别树一帜，还表现在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明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创作小说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它标志着李伯元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庚子国变弹词自序》云：




庚子之役，海内沸腾，万乘之尊，仓皇出走。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缄札之所胪陈，诗歌之所备载，斑斑可考，历历如新。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著者于是有《国变弹词》之作，删繁就简，由博返精。自谓于忠奸贤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别，尚不随人俯仰，与物周旋。书成汇付梓人，以质知者，亦曰此杞人忧天之语，托于俳优相戏之词云尔。




国家危亡，近在眉睫，但多数国民，却因“时移世异，境过情迁”，仍旧骄侈淫佚如故，使李伯元再也不能耐心地以游戏笔墨写那种主文而谲谏的软性文字，他要直面社会与人生，“别开生面，特创新声”（历劫不磨生：《庚子国变弹词序》,1902年世界繁华报馆本），怀了“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宗旨，写下了这“惊心怵目的文字”，希望读者和听众能够“打起精神，各人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正如阿英所说：“这部书开拓了弹词小说的一个新境界，从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的心中，开展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生活的叙述。它不是以某一个英雄或者儿女做中心，而是以庚子国变做了主体，它不是叙述一件发生在宫廷或私家的个人的事，而是写述一代的巨大事变的经过”，“《庚子国变弹词》一书，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民众的受难史”（《弹词小说评考》,1937年中华书局）。梁启超为了发表《新中国未来记》而促成了《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庚子国变弹词》虽然发表在《繁华报》创刊四个月以后，但为了推出这部作品，很可能也是李伯元舍《游戏报》而另立《世界繁华报》的直接动力之一。与《游戏报》之另页附送《凤双飞》弹词纯粹是为了吸引读者的商业考虑不同，《庚子国变弹词》“系逐日编撰十数行，附载报尾，本无意于另版刊售”（《庚子国弹词》）例言，1902年世界繁华报馆单行本），已经是报纸的组成部分。为了及时、迅速地刊布这部“可作当头喝棒”（历劫不磨生序）的作品，李伯元作出了果断的抉择，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世界繁华报》1902年10月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完毕不久，又在1903年4月至 1905年6月排日连载李伯元的划时代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 孙玉声回忆道：“《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说报界极盛时代。”（《退醒庐笔记》）可见《世界繁华报》此时吸引读者的，已不是消闲游戏之文了。光绪癸卯（1903）春，《后官场现形记》作者冷泉亭长（许伏民）访李伯元于《繁华报》馆，二人一见如枚，勾留弥月。冷泉写道：“南亭盖今之伤心人也，闻其倾吐，无一非疚心时事之言，莫由渲泄，不得已著为小说，慷慨激昂，排 一世，余曾以旧作《南辕北辙录》就质，南亭拍案惊赏，随呼手民揭诸朝报。余是以录笔伐深刻，有伤风人敦厚之旨固谢之。南亭悻悻顾余曰：著书不显示人，何苦枉抛心力；若谓笔伐深刻，吾所著之书不将饱尽蠹鱼耶？”（《〈后官场现形记〉序》）《官场现形记》之笔伐深刻，尽改《游戏报》主文而谲谏的风格，是李伯元创作思想的重大的飞跃。
光绪癸卯（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聘李伯元为主编。据包天笑说：“每月稿费，由他包办”（22），好像实行一种承包制。按照李伯元的才干，极可能是事实。得着这机遇，李伯元益发放手运用小说的利器，以实现自己的宏愿。第一期首载《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已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馀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




《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但它所刊载的作品，不像《新小说》杂志那样以高昂的调门从正面宣传改革与立宪，而是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从艺术上讲，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标举“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两大流派，但他所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几乎都是“理想派小说”的天下，所写的都是那种“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至于“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历之境界，往往有行之而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的境界，却要轮到李伯元和《绣像小说》来实现了。《绣像小说》除了发表李伯元自己的力作《文明小史》、《活地狱》，还刊出了忧患馀生（连梦青）的《邻女语》，蘧园（欧阳钜元）的《负曝闲谈》、洪都百炼生（刘鹗）的《老残游记》、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姬文的《市声》，以及鼓吹移风易俗的《醒世缘弹词》、《瞎骗奇闻》、《扫迷帚》、《玉佛缘》等，遂开创一宏伟的局面。到光绪丙午（1906），因李伯元去世，《绣像小说》出到七十二期而休刊，由此更可以显出李伯元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学海》1994年第4期  责任编辑；陈陵

处处煮茶

多谢楼主分享好资源

雪莉樱

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