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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毛诗后笺》
[摘要]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经历了一场宋学汉学、古文今文互相交织缠绕的发展演进的历程。《毛诗后笺》作为“《毛诗》三大家”之一的胡承珙的力作，与整个时代的学术思潮的演进必定密不可分。所以，将胡氏《毛诗后笺》放在清代学术背景下作探讨，对全面深入研究《毛诗后笺》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代；学术背景；《毛诗后笺》
清代，是继先秦之后又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清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整理和总结上，并形成了以朴实严谨的经史考证而著称的考据学。胡承珙作为清代“《毛诗》三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毛诗后笺》就是在朴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部专主笺释《毛传》的著名著作。该书虽名为《毛诗后笺》，其实并不专宗毛郑，马瑞辰在其《毛诗后笺序》中说：“其书主于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诸儒之说有与《毛传》相发明者，无不广征博引；而于名物、训诂，及毛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1]1-2
但是，清代不惟考据一学。梁启超《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将清学变迁分为“非能划若鸿沟”的四期，并列表为：[2]122
第一期
| 第二期
| 第三期
| 第四期
| 顺康间
| 雍乾嘉间
| 道咸同间
| 光绪间
| 程朱陆王问题
| 汉宋问题
| 今古文问题
| 孟荀问题
孔老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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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3]88王国维在《沈乙庵七十寿序》中，则认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4]26。其实清代学术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直线式运动，而是一个网状的交叉的复杂过程。笔者谨根据清代学术演进的理路，结合《毛诗后笺》的实际，将1840年以前清朝的学术分为清初、乾嘉、和晚清这三段来分析。
一、清初：理学衰变与实学兴起
1644年，李自成灭明，之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清入主中原。这对于亡明的遗老士子，尤其是持汉族本位思想的人来说，浓郁的民族情结使他们心理上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社会动荡。他们在寻找明代灭国的原因的同时，对明代心学作了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抨击，把矛头指向了晚明空疏颓靡的王学，在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作用下，逐渐走上了一条“由王返朱”的道路，之后又转向了经世致用的实学道路。
入清，孙奇逢、李颙衍王学之绪，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也“以阳明学派为中坚”，[4]40毛奇龄也是清初王学后劲，李绂殿王学之后。“由王返朱”，是清初理学内部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由批判王学而复古到朱学的一个过程。晚明学术界，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和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就已经意识到王学学风的空疏，欲借回归朱学来重振没落的理学。“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据学未盛以前，朱学不能说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4]85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王懋竑、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则高举批判王学的旗帜来复古朱学。这既是由于满清入主中原打破了原有的旧秩序，思想界急于寻找一种学说来支撑自己；又满足了当时统治者维系其统治的需要。康熙九年，就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笃信朱熹学说的熊赐履为康熙日讲，让康熙接触到朱熹的学说，并逐渐尊崇朱熹。康熙把朱熹从孔庙东庑的先贤之位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后又奉朱学为官方哲学。康熙时期先后汇编《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又利用理学味极浓的科举取士来推行朱学。康熙还借实学思潮的兴起将朱学实化，批判熊赐履、李光地的是“假道学”，鼓吹崇实的“真道学”，以达到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统治，教化民众，治国安邦的目的。清初理学，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为克服自身弊端，加上统治者的干预，由王学转向朱学。只不过，这个朱学是经过康熙改造过的，为了适应清廷统治需要的朱学而已。
当然，清初还有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批评空疏的王学，也批评包括朱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王学内部的黄宗羲、毛奇龄之后就转变其学术风向，开始批评攻击王学，再直指程朱。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傅山、费密、钱谦益等人主张彻底摒弃宋明理学，回归传统儒学，复兴经学，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他们承西学输入之势，绍宋应星、徐弘祖、方以智等切于世用的精神，开启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潮。这股思潮不惟经学，还包括傅山的先秦子学、顾祖禹的地理学、万斯同的史学、梅文鼎的天文历算学等。清初学者的治学领域宽广，气度恢宏。虽然清廷很重视这股思潮，但是，为了其统治需要，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字狱和禁书活动，实际上又限制了实学思潮的发展，而这又促进了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康熙末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六年的曾、吕案，也深深地影响了理学的命运。恰如陈祖武所说：“经历康熙、雍正两朝，迄于乾隆初叶，清廷给封建知识界安排的，就只是朴实的经学考据这一条狭路。”[5]319
二、乾嘉：考据学兴盛与衍变
“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6]27
乾隆时期，上继康雍，经济繁荣，社会较为稳定。弘历继续推行乃祖乃父“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但是这个政策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乾隆元年（1736），开三礼馆，为清代学术由理学转向经学提供契机。虽然，乾隆初年曾颁布谕旨，提倡读宋儒之书，在经筵讲学中也阐发朱子学说，但他的主观意识无法左右当时学术思潮的走向。当时士林普遍承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精神，走向汉学一路。致使乾隆十年起，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乾隆二十一年后，这部分内容还逐渐增加。继之而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更是以官方态度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由理学向汉学特别是考据学演进。科举取士、大规模的修书活动、禁书和文字狱等文化政策，是这个转变的外部原因。
当然，这个演进过程与阎若璩、胡渭等也有着紧密的联系。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揭穿了《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为伪的真面目，使“理学家赖以立论的根基不复存在”[7]49；胡渭《易图明辨》考辩了《河图》《洛书》是宋儒所做，“进一步动摇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为朴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7]49这二人于考据学，有发轫之功。接着出现的惠栋和戴震两个人，则将考据学推至学术巅峰。惠栋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倡导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探求义理。他与余萧客、江声、钱大昕、沈彤等人形成了“吴派”，使清代考据学高度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是，吴派有泥古佞汉、盲目偏狭的弊病，复古汉学这个重任就自然地也是历史性地落在戴震所开创的“皖派“的肩上。戴震学识渊博，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服膺惠栋导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探求义理的主张，尤为强调考据和义理相结合。他和他的学友门生凌廷堪、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原则，“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清学”不同于吴派的“汉学”。 [2]170此后，在扬州地区，又崛起了一个以阮元、焦循、汪中等为代表的“扬派”，延续传承吴皖二派的学术宗旨，又刻意避免吴皖二派的缺陷，希望能超越汉宋，会通古今。虽然江藩与方东树使汉宋之争达到高潮，但阮元更偏向于调和汉宋，我们从他所主编的《皇清经解》中所收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倾向。“嘉、道以后，在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之中，汉、宋两家逐渐合流，这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8]49
扬派的革新，最终没有完成考据学的延续，却使考据学走向终结。这主要是由于考据汉学在学理上不能创新，也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所致。考据汉学中“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固守门户，森严壁垒，不思进取；再则就是将以训诂明义理的注经宗旨弃置不顾，汲汲于琐碎的训诂考据而不阐发经书义理，从而本末倒置，越发堕入无实无用之途。”[9]385加之嘉道时期，清朝统治逐渐衰颓，社会矛盾逐渐加深，还有西学的输入，就历史性地淹没了以考经证史为主要手段的古文经学，把今文经学推上了主流学术思潮的位置。
三、晚清：今文经学与学术多元化
早在乾隆中叶，庄存与就本着“研经求实用”的治学宗旨，以公羊学说为核心阐发“微言大义”，著成《春秋正辞》一书，开创常州学派。虽然风靡一时的考据思潮掩盖了庄存与的光辉，使今文经学隐晦不显，但常州学派还是在庄氏弟子和家族中延续下来。经过孔广森、庄述祖的积淀，到刘逢禄、宋翔凤终使今文经学成为显学。嘉道年间，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危机加深，河工、漕运、铜政、盐政、人口等重要的经济领域都深受影响。刘氏为庄存与的外孙，继承庄氏学说，忧国忧民，企图挽救社会危机，把春秋公羊学注重社会现实的传统用之于经世变革，并影响了他的学生龚自珍和魏源。魏源二十一岁时师从胡承珙治经，后来又从刘逢禄治公羊经世之学。龚魏把今文经学由学术研究推向政治舞台，在晚清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对于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也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因素使学术界由东汉古文经学复古到西汉今文经学。不过，这个今文经学，吸收了考据学的优点，还有沟合汉宋的趋势。
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呈现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术格局，今文经学只是学术主流。晚清，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恽敬为首的“阳湖派”中兴理学，金石学、辑佚学勃兴，又有佛学和西方基督教得到了发展，西学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强枪利炮敲开而涌入中国，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有了较大进步。
当然，古文经学也没有在今文经学的昌盛下销声匿迹。乾嘉学者考经证史的征精神和治学方法泽被后世，嘉惠学林，被其后治学者所采用。直到清末民初，还有章炳麟独扛这面宝纛大旗，坚守自我。在他之前，马瑞辰、胡承珙、陈奂这“《毛诗》三大家”则有承前启后之功。这些人坚持古文经学的学术理路，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保守因循。“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2]123于治《诗》，则有“《毛诗》三大家”。本田成之认为：“那时今文学来得这么盛，在反动方面，古文学又抬头了。今文学虽然是前汉的学，但至现在，那遗书多是断简零墨，且其义也近于幼稚，是否出于周公、孔子的真意，令人怀疑。于是如乾嘉学者一样把从周秦传来的古文文字和制度加以研究，尤其健全的方法，成就的学者不少。例如马瑞辰元伯的《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胡承珙墨庄的《毛诗后笺》三十卷、陈奂硕甫的《毛诗传疏》三十卷，皆在三家《诗》外而研究《毛诗》的。其方法还是笃守乾嘉学者，从注疏做工夫。”[10]290我们从清代学术这整个链条来看，《毛诗后笺》是乾嘉考据学派的延续，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精神，又不失时机地吸取了今文经学和宋学的合理内核，无怪乎后世学者对这它推崇备至，给予盛赞了。从胡氏交友情况看，他既与今文学家魏源、理学名士姚鼐、李兆洛从游甚密，又与同年进士马瑞辰、皖派嫡系传人陈奂、胡培翚等古文学家交往深厚。从胡氏经历来看，他也曾致力经世济国，在身居言路时，陈奏甚多，且切中时病。道光四年（1824），胡氏因病乞假归里，后键户著书，与陈奂交往最多。这些都对他尊崇古义，以经治经的治《诗》理念有着深深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江北过客 于 2009-11-28 02:40 编辑 ] | 
发表于 2009-4-27 20:4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