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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晚清海外游历者对子学的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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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30 16:12: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为作业,侥幸拿了个优,所以搬出来晒晒,嘿嘿!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得不打开国门,接触西方世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陆续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担任外交官或者游历、学习,在他们的游记中,有不少关于诸子的论述。他们对诸子观点、思想的利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注释和阐发,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特点。
首先,晚清的海外游历者以亲身经历对诸子论说进行验证。如邹衍对天下大九州的认识,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原文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对于这段话,后世多持怀疑态度,用薛福成的话来说,“司马子长谓其语闳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余少时亦颇疑,六合虽大,何至若斯辽阔?邹子乃推之至于无垠,以耸人听闻耳。”[1]然则海外游历扩充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当然,《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海录》等近代地理书籍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欧罗巴、阿美利加(或称墨洲)、阿非利加等名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薛福成便说:“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2]无独有偶,同样有出使海外经历的张德彝也认识到邹衍大九州之说的合理性:“邹子以天地包含之广,不只中华一洲,惟未能详其名耳。如欧罗巴、阿美里加各洲,若华人自古有航海觅得其地者,当各予一名,则无须按洋字还音而呼之矣。”[3]张德彝不但承认邹衍所谓的大九州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就后世对邹衍之说的怀疑做出了解释。在他看来,大九州的存在无庸质疑,古代中国的航海者一定早就发现了它们,只不过没有一一为它们命名罢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后人对它们的存在心存疑虑。而“按洋字还音而呼之”虽然不高明,却可以暂时解决九州未曾命名的问题。又如《庄子·则阳》中被视同小说家语的触蛮之斗,透过显微镜,也被海外游历者们真实地观察到了。斌椿于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瑞典首次观显微镜,只见“巨屋一大间,中颇暗,穴西面壁,嵌玻璃其上如盏大,始有光。人面壁坐,术者以水一滴弹玻璃上如黍大,映两丈壁上,皆作水纹。中有虫如大蝎千百只,往来如梭织。又滴醋照壁上,作虾蟹形。其金铁矿中水,变化各种形状,奇异不能尽述。”[4]与其同行的张德彝也看见了“水内小虫无数,蠕蠕如鱼虾然。醋内照之有虫如蝉,千百飞舞,大皆三尺许。河水照之,有如蝎如蟹之虫,大皆三四尺。”[5]李圭在美国费城的博览会上于一滴清水内所见的是“水内之虫如鱼,如鳖,如蟹,如蝎,游泳往来。”[6]于是斌椿得出“蛮触之斗,殆非庄生寓言”[7]的结论。薛福成更是认为,“夫庄子当时著书,不过汪洋自恣以适己意而已,岂知实验其事者在后世、在异域也?然则读《庄子》者,安得概谓荒唐之辞而忽之?”[8]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庄子》一书本来便是“寓言十九、卮言十七”,触蛮之斗无非是庄子以想象阐发道义的手段,与西学的吻合不过是巧合而已。这样的巧合惹得海外游历者们频发感叹,只能算是一个意外。
    海外游历者们既对部分诸子论说加以肯定,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诸子的其他一些说法进行了否定。如志刚,他以中方钦差的饿身份随蒲安臣出使欧美,于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街头以望远镜观测月球,“所见已大数亩矣。细窥其体,如积久之冰,其暗影则如冰上积雪,复经日照,微含灰尘之色。”志刚对亲眼所见做了以下解释:“盖日称太阳,火精所凝也,月称太阴,水精所凝也。火精凝则为不散之光,水精凝当为不释之冰也。”[9]这种解释来源于《淮南子·天文训》:“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不过就他所见的月中暗影,志刚的想法就与《淮南子》有所出入:“《淮南子》谓月中之暗为地上山河之影,或为臆度之词乎?”[10]天文观测证实,《淮南子》谓月中之暗为地上山河之影,的确为臆度之词。志刚正是通过亲眼所见,否定了《淮南子》对月球的论断。又如 《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薛福成开始以为仅仅是寓言。但是说部又记载了明正德末、嘉靖中及清康熙中三次大鸟出现的传闻,使其不能贸然对极大之鸟的存在加以否定。幸而海外经历帮助他做出结论,他说:“余自游西洋,见万生苑中无奇不蓄,而羽族之极大者绝无所见,即博物院中亦未见绝大之鸟骨。”[11]他可以很肯定地说,大鸟之说仅仅只是寓言。再如张德彝对《淮南子》中“八极”一说的纠正。《淮南子·地形训》对“八极”是这样叙述的:“自东北方曰方士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张德彝有过四次出使欧美的经历,其中就有同治六年(1867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经由太平洋至美洲、再由美洲经大西洋抵欧洲、然后从欧洲过地中海、苏彝士运河,继而经由印度洋、南中国海回华的环球旅行,他在欧美也接触了不少地理书籍,因此他对《淮南子》中“八极”的说法不以为然,“所谓南极之山者,必闽粤临海之山也;所谓暑门者,必近赤道之地也。不知赤道在南仍有温带寒带及冰洋等处,是真南极也。彼所谓‘南极’者,中国之南极,非天下之南极也;所谓暑门者,中国之暑门,非天下之暑门也。且南极无山,即有,亦寒门耳。”[12]他纠正了诸子在地理上的认知错误,是很科学的。
    其次,晚清的海外游历者尝试这以诸子的观念来阐释西方事物。比如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对抽水马桶的介绍。他先从庄子所谓的“道在屎溺”说起,认为“非以屎溺为道,乃以叙下者况道之无不在耳。《易》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固道之寓也。”不过“西人恶夫屎溺之污秽,而制器以洁清之,乌得无道以处之。”所以即便是“器之尤其下者”的 遗屙之具,也是值得一述的。何况此器设计巧妙,使用方便,也委实为一件实用的器物:“其器如箱,平板为盖,揭而倚诸壁,则见木板中空,下接白瓷盎而无当。当以铜页托箱,右偏竖铜条勾其端。盎中存清水二寸许。用时坐臀于盎口之板,粪落于盎,即提勾斯,闻水声淅沥而下。起而视之,则屎溺皆无,惟盎底空洞,而清水细流犹自盎口板缝旋转而下,并秽浊之气味亦吸而去矣。及放勾条落,则铜托上抵,旋流之余,又存清水二寸许矣。”如此一来,难登大雅之堂的便溺之器也就能理直气壮地进入作者的日记了。[13]
    日常事物可以套用诸子的观点,西方的社会政治也未尝不可套用。如刘锡鸿搬出了《论语·学而》中的名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将重点放到了“节用”二字上,将“节用”进一步发挥为“用而无节,则罄天地之藏不足以供之”,而 “用而无节”的反面教材正是英国。“英之政治,无一不殚力讲求,其于教民、养民、整军、经武,尤能不惜重费,然常有不必用而用,不当用而用者。如今年印度上尊号,颁诏大赦,民之告贷被禁者,国君代偿所欠,释出万数之多,此不必用者也。珍奇玩好罗列纷纶,一石一木之异,越数万里而舟车致之,此不当用者也。”在刘锡鸿看来,英国财政浪费严重,很明显违背了儒家的“节用”精神,于是导致了危险的后果,“迄今每岁所入皆不敷出,积欠国债至八万万金钱,实中国银二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万两有奇”。[14]又如崔国因,他从欧美各国的军备竞赛中看到了《孙子兵法》的精髓。“泰西各国造兵舰,筑炮台,讲求军械……兵船游历,大抵觇其国之武备,以知强弱”,其目的正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谓的“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不战而屈人之兵”吻合。所以军备竞赛成为了泰西各国的风气,“虽欲弭兵耀德,断不能矣”。[15]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以诸子的观念来阐释西方事物,海外游历者们得到了某些启发。如张德彝在伦敦的大雾中散步半日,回到使馆才发觉外衣被雾气弄湿了,于是他不由想到了《抱朴子·微旨》中的一句话:“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领悟到了这句话中包含的道理:“诚哉是言也。盖善人同行,虽无明言指引,久而自循其轨,岂非潜自有润哉。”[16]崔国因则由《易·坤·初六》的爻辞“履霜坚冰至”想到了《老子》所云“涓涓不息,将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进而将这种“慎之于微”、“慎之于始”的观点引用到处理外交事务中:“交涉之道,其立约借言两益,其用心实利己而损人。当立约之初,乘我不知,要求于始;及立约之后,出我不意,狎辱于微,驯至虽事皆失均平,随时皆肆要挟,积习既久,直以为例应尔焉。强大之国固然,即弱小之国亦无不然,殊可扼腕。”[17]他发现前任中国官员在与外国立约时没有做到“慎微”、“慎始”,以致被外国人钻了空子,清王朝在对外交涉中很是吃亏,“其后欲救而无及矣”!至此,对外交涉不慎的教训已经很清楚了,“慎之于微”、“慎之于始”也可以作为后任公使的宝贵经验加以发扬。
    海外游历者们对诸子的利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从诸子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在自然科学方面,黄遵宪从《墨子·经上、下》中发现了化学之祖:“若龟为鹑(动物之化);五合,水土火,离然铄金,腐水离木(金石草木之化);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化学与墨经的关系,他还特意补充说明:“以百物体质之轻重相较,分别品类之异同。西人淡气、轻气、炭气、养气之说仿此。”[18]薛福成也在《吕氏春秋·似顺论》中找到了“化学之所自出也”,其依据是这样两句话:“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19]在黄遵宪看来,《亢仓子》所谓的“蜕地谓之水,蜕水谓之气”、《关尹子》所谓的“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而生,可以为之”,以及《淮南子》记载的“黄埃、青曾、赤丹、白矾、元砥,历岁生项,其泉之埃,上为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器。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入于海。炼土生木,炼木生火,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炼水反土”[20],都早已对电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而薛福成又引《庄子·外物》篇中“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21]两句加以补充。至于重学与光学,黄遵宪也在《墨子·经上、下》中一一找到能与西学相印证的记录:“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祖也。……临鉴立,景,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被上光,故成景于下;鉴近中,则所鉴大;远中,则所鉴小。此光学之祖也。”[22]
在海外游历者眼中,西方的政治文明也来自于诸子。议会制度源于《管子》与《淮南子》。《管子》所谓的“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23]与《淮南子·主术训》所称的“众智所为,则无不成也。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24]正好概括了议会制君民共主、群策群力的特点。关税制度也是《管子》首先提出来的,《问》篇说:“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25]其中以减轻关税来支持商业发展的观点正与西方重商主义不谋而合。就连小到推广种植树木一事,都能从《管子》中找到依据,张荫桓一边表扬友好的美国人“屡以此说(即种树)贡于中国,意亦良善”,一边强调“管子为政,种树亦其一事,西人与古暗合”,[26]因为《管子·五辅》提到“六性”与“五务”,“六性”中有一条为:“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五务”中有一条:“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 “修树艺”与“耕农树艺”都带有种树的意思。
海外游历者们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诸子观点,尤其是墨子的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黎庶昌便直接指出:“墨道,夏道也。今泰西各国耶苏、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爱尚同,其术碻然本诸墨子。”[27]具体而言,黄遵宪认为墨子尚同、兼爱、明鬼、事天等核心思想与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人如己”的精神殊途同归。薛福成认为墨子的薄葬观念被基督教加以阐发,进而演变为供奉圣徒骸骨的古怪习俗:“墨子知养生而不知送死,其论丧葬,以薄为道。耶稣之教又加焉,彼谓朽骨无知,弃之斯已矣。甚至帝王将相之有功德、素为西人所称颂者,不难取其骸骨,置之博物院中,以供生人之观玩,其墓中古器,则备学者之考证焉。且彼日夜所希慕、称之为圣贤者,亦不难析其骸骨,供人玩览,以便生者之稍得布施。”[28]郭嵩焘则将墨子的“兼爱”思想按到了基督教的教义中:“大率耶稣术士,而其为教主于爱人,其言曰 ‘视人犹己’,即墨氏兼爱之旨也。因推而言之曰‘天主生人’。物之生,皆天司其权,而以人为最灵。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也。人之生世,继绍乎天以成其事业,实有继事述志之责。故矮自视常若天之子,而凡同为人以并生于天地之间者皆兄弟也。”[29] 海外游历者从中国诸子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这是牵强附会的,西方文明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轨迹,并不是如海外游历者所想的那样,完全得益于中华文明。他们之所以要从诸子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其中隐隐有种“礼失求诸野”的自我排遣。但是,以诸子思想理解、阐述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观念,模糊中西不同意识形态的界限,寻求双方的契合点,意欲更从容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科学观念,却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1]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P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2]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3]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P284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英轺私记》合订 P284岳麓书社 1986年1月第1版
[4] 斌椿《乘槎笔记》P126——127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
[5]张德彝《航海述奇》P545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
[6]李圭《环游地球新录》P213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漫游随录》合订,岳麓书社 1985年3月第1版
[7] 斌椿《乘槎笔记》P126——127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
[8]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9] 志刚《初使泰西记》P316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
[10] 志刚《初使泰西记》P316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
[11]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P707 岳麓书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12]张德彝《随使英俄记》P287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英轺私记》合订 P284岳麓书社 1986年1月第1版
[13]志刚《初使泰西记》P280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西海纪游草》合订 岳麓书社 1985年5月第1版[14]刘锡鸿《英轺私记》P111岳麓书社 1986年1月第1版
[15]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P252 黄山书社 1988年8月第1版[
16]张德彝《随使英俄记》P614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与《英轺私记》合订 P284岳麓书社 1986年1月第1版
[17]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P610——611黄山书社 1988年8月第1版
[18]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五十四首 《黄遵宪全集》(上)P22
[19]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20]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五十四首 《黄遵宪全集》(上)P22[
21]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22]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五十四首 《黄遵宪全集》(上)P22
[2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24]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25]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26]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五P75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七七册
[27]黎庶昌《读墨子》 《拙尊园丛稿》卷四 《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五六一册
[28]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P26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29]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P932岳麓书社 198412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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