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生国学
登录 | 注册
查看: 2987|回复: 2

(原创非首发)试探魏晋士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8-5-8 19: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前言


  对于魏晋士人来说,酒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须品。由于他们处于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之中,使到饮酒蔚为成风。在《世说》中也记载不少魏晋士人对饮酒的着迷,近乎沉溺。而随着时代的转变,名士饮酒的目的也有所改变。而大致可以分为个时段:魏晋之交和东晋中后期。而本文将会以刘伶、阮籍及陶潜为例,分述这两个时期,探讨魏晋士人在饮酒风气的变化。

二、魏晋之交的饮酒风气


  魏晋之交,士人饮酒风气极为盛行,「竹林七贤」最为著名,而七人之中,尤以阮籍、刘伶为代表。而刘伶的嗜酒,在《世说新语》及《晋书》皆有多篇记载,好像在《晋书刘伶传》中曰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1]

  其中,在《世说新语任诞》第三则记载刘伶对酒的喜爱,近乎病态: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2]

  刘伶嗜酒如此,更使他日后与杜康并列为酒仙。至于其好友阮籍也不遑多让,在《晋书阮籍传》曾记载: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3]

  在《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则中更记载阮籍甚至在母丧之时,大破守丧期间不得酒肉的礼教传统: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
[4]
  二人的嗜酒并不是单纯爱好杯中之物,这与当时的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魏晋之交,政治极为动荡不安。先后当政的曹氏与司马氏,在政治上大肆诛除异己,[5]都使士人噤若寒蝉,政风委靡。不少士人都想尽办法去安生保命,而饮酒便是其中一个最多人使用的保命之法。沈约在《七贤论》中对「竹林七贤」的嗜酒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慢形之具,非酒莫可」。[6]而「慢之形具」,即是用酒精作为隐藏自己直实面孔,以酒醉逃避政治上的灾祸。

  阮刘二人正是利用饮酒避祸全身,所以二人的嗜酒是有相当的苦衷,其痛苦并非其它人可以轻易了解。由于阮籍因为父辈的关系,与曹氏的关系密切,因而与司马氏有明显的鸿沟存在,在《晋书阮籍传》中曾记载: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7]

  可见,阮籍的酣醉并非为了享乐,而是有实际需要,就是藉醉酒避开政治上的祸害,《晋书阮籍传》记阮籍「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8]可见当然政治气氛的险恶,使阮籍也不得不慎言行事,而《晋书》记了另一则有关阮籍以酒醉躲避政治上的种种是非: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9]

  结果最后司马昭取消了这个打算,而阮籍成功地避开婚事。所以,鲁迅才说:「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10]足见醉酒在当时的政治功效。

  至于刘伶方面,虽然在史书中没有言明他与司马氏的不和,不过根据宁稼雨的分析,他认为刘氏和阮籍、嵇康相识后便「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足可证明这一猜测,因为嵇康是曹氏集团的人。[11]

  因此,刘伶饮酒,其意未必真在于酒,而是以酒「粗远世故」,以保己身。《晋书刘伶传》中载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及「虽陶兀昏政,而机应不差」,暗示刘伶的「陶兀昏放」为佯装,以及他慎言谨行,处事小心翼翼。而在《酒德颂》中的他以大人先生自况,尤其后部的「兀然而醉,豁尔而醒」[12]说明饮酒乃为逃避扰攘之世的途径。表面上,刘伶醉死方休,肆意放浪形骸,但旷达的背后充满不少不能言喻的悲情。所以,张叔宁才说:「名士如阮籍、刘伶之辈遂以狂饮逃世,以远离政治斗争之漩涡,从而保全自己。」[13]因此,在魏晋之交的士人多以饮酒作为一种全身的方法。

三、东晋中后期的饮酒风气


  到了东晋的中后期,由于东晋政权渐确立,加上南北对立的胶着状态也已经成形,政局也相对地稳定下来。这给予了东晋士人的空间,可以从战乱、死亡之中解放出来,并开始思考一些形而上的哲理问题,尤其是人生在世的目的。

  其中,在魏晋之交,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的老庄学说,也由原先的学术研究与清谈材料,转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其中以「逍遥论」及「渔父论」的影响最为明显。「逍遥论」主要是主张人应该看破功名利禄的束缚,而使精神臻于自由境界的人生论;「渔父论」则是批评儒家礼乐人伦对人性的束缚,主张保真思想的观念。而朴美龄认为这些思想的兴起,主要是「当时人士大部分厌烦尘世之虚诈险恶,纷扰无常,避居山野,超脱礼法,以求一己身心之安适。」[14]

  张叔宁则认为,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使到当时士人的心态由过往的狂狷放诞之气,慢慢由宁静潇洒所取代。因此,当时的士人皆视世事为俗务,而废务遗事遂成为他们的认可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15]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饮酒便成为一种忘忧、遗事的手段。而士人饮酒目的也由魏晋之交的避祸全身,演变为追求逍遥化境。在东晋一众饮酒士人之中,以陶潜对后世的影响最大。陶潜与前代的阮籍、刘伶一样也以善饮闻名于世。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称自己生性好酒: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16]

而《宋书》也记载了陶潜其中一件有关饮酒的事: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悉送酒家,稍就取酒。[17]

  生活穷困的陶潜竟以别人接济他的赠钱,悉数买酒,表现出他对酒的强烈渴求。在他的作品之中,也反映出这种倾向。根据逯钦立的统计,现存陶潜的诗有百分之四十是咏酒诗,充分表现他无酒不欢,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罕见的。[18]方祖燊也统计,其诗文中跟饮酒有关的文字达十多个,标明与酒有关的作品共二十三首。[19]可见,陶潜嗜酒的程度,并不比刘伶等前人低。

  这反映陶潜希望藉酒精的催化作用,使他能够逃脱俗务的缠身,忘怀得失,并追求逍遥的化境。在《归去来辞并序》之中,可见这种心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以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耔。……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20]

  这表达了作者对「心为形役」的唾弃,厌倦世间的种种杂务,宁愿退隐田园,「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过着这种终日与酒为伴的逍遥生活。其中,「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及「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两段中,反映出陶潜那种自然率性的人生观是深受老庄自然思想的「逍遥论」与「渔父论」影响,因而有淡泊名利的人生观。

  在《神释》之中,更反映出他信乎自然的生死观: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21]

  他在其它作品之中也有类似的,以酒为媒介来追求逍遥的表达,所以林敬文认为饮酒有助陶潜「领悟宇宙人生的至理,挥洒出至情至性的美妙诗篇,更是他饮酒的重要收获。」[22]从陶潜的例子之中,不难看出东晋士人以饮酒去追求逍遥化境的目的,与前代作为一种避祸的工具有所不同。

四、结论


  从阮籍、刘伶到陶潜的例子之中,可以窥见魏晋时期的士人对饮酒态度的演化过程:由魏晋之交,把酒视为避祸的「慢形之具」,到东晋时期演化为一种追求逍遥化境的媒介。但是细察之下,不论目的如何,魏晋士人嗜酒的风气一直未有间断,这反映魏晋时期的政治黑暗,以及主导思想的变化对他们都有深刻的影响。因此,魏晋士人遂成为中国古代之中最为嗜酒的一群人物。
[1]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376

[2] 朱铸禹:《世说新语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610-611

[3] 同注1,页1360

[4] 同注2,页610

[5] 曹操以便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株杀孔融全家。至于,继后的司马氏也以背叛礼教之名杀掉反对他们的吕安,并诛连及嵇康。

[6] 沈约:《七贤论》,转引自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神史硏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38

[7] 同注1,页1360

[8] 同注1,页1361

[9] 同注1,页1360

[10]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1] 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石家庄:河北敎育出版社,1994年),页200

[12] 同注1,页1376

[13] 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页213-214

[14] 美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页66

[15] 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一大学学报》,第16卷第1 期(20032月),页33

[16] 陶潜:《五柳先生传》,转引自同注1,页2460

[17] 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288

[18] 逯钦立的统计,转引自同注6,页34

[19] 方祖:《陶渊明》(台北市:国家出版社,1995),页145

[20] 陶潜:《归去来辞》,转引自同注1,页2461

[21]
潜撰、宋李公焕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1),页57-58


[22]
林敬文: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里蕴藏的哲理之探索〉,《运筹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20026月),页76


[ 本帖最后由 stch 于 2008-5-8 19:32 编辑 ]

评分

1

查看全部评分

 楼主| 发表于 2008-5-8 19:33:45 | 显示全部楼层
参考书目


1.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梁‧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李长植:《陶渊明评传》(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朴美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6.陶潜撰、宋李公焕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1年)
7.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
8.方祖燊:《陶渊明》(台北市:国家出版社,1995年)
9.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石家庄:河北敎育出版社,1994年)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2.李建中:《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13.李清筠:《魏晋名士人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14.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鲁金波、刘耕路:《佯狂任自然─竹林七贤》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16.朱铸禹:《世说新语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硏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参考论文


1.孙明君:〈酒与魏晋咏怀诗〉,《清华大学学报》,第14卷第1期(199年),页24-28。
2.林敬文:〈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里蕴藏的哲理之探索〉,《运筹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2002年6月),页67-100。
3.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一大学学报》,第16卷第1 期(2003年2月),页30-34。
4.梁怀超:〈阮籍、陶渊明与酒〉,《廷安大学学报》,第25卷第6 期(2003年12月),页80-84。
发表于 2008-5-9 08:3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魏晋的饮酒风气

其实不仅魏晋有饮酒之风,唐宋又何尝没有?  只不过是魏晋早于唐宋,而且记载文献中,如《世说新语》特别凸显了与饮酒有关的典故,使之成为后代的典范。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爱如生国学 ( 京ICP备12023608号 )

GMT+8, 2024-3-29 06:53 , Processed in 0.080505 second(s), 21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23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