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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作于汉代考[何天行.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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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1 17:25: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PDF【书   名】楚辞作于汉代考  
【作   者】何天行
【出版项】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四月
【页   数】125    无封面、封底,有版权页。
【描   述】清晰可读    从中英文数字图书合作项目逐页下载,用老马软件合并成书。
【格   式】Image/Djvu(.dj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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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5 20:06:3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作者:陈桐生 [2001-7-18 7:14:24]

    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  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
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
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
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
,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
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
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
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
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  记述了周武
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
“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
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
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
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
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
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
《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
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
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
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
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
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
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
月初七日庚寅、  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
。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
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
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
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
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
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
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
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
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
,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  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2〕。这一推算的证据比较充分
,论证科学严密。
    第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前人只知
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
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
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
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
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
至1141  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  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甲申生子巧有
身事。甲午生子贫有力。  ”等等。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
为重视生辰的吉凶。《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其二,
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日书》875  简:“庚寅生子
女为贾,  男好衣佩而贵。  ”“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屈原生于庚
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其三,《日书》所说的庚寅日所生的男子爱好“衣佩”,这在屈原作品中更有充分的体
现,例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
以为裳。”又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
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四,《离骚》开头所写的“帝
高阳之苗裔兮”,这是作者表明世系的高贵,而《日书》说庚寅日生男为贵。将《日书
》与《离骚》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屈原的生辰确实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而对生辰吉日
的崇拜,影响到屈原一生性格的形成,并因此影响到屈原的楚辞创作。〔3〕
    第三,为批驳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奇谈怪论提供了铁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
者提出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其中何天行在三十年代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提出《
离骚》为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作。这些观点在五六十年代又被日本学者重新提起,再次掀
起屈原否定论的浪潮。《离骚》的作者究竟是屈原还是淮南王刘安?考古文献对此已经
作出明确的回答。198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阜阳汉简简介》一文,  其中说:“
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
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经考古界分析
,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
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
,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会晚于这一年。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因图
谋不轨而死,孝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  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
八岁;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  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
前139年),  淮南王刘安入朝。《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叙淮南王刘安受封的时
间,与《史记》完全相同。惟于汉武帝时刘安入朝之下,补入汉武帝“使为《离骚传》
,旦受诏,日食时上”等语。何天行在《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中认为,汉武帝让淮南
王刘安所作的《离骚传》就是《离骚赋》,由此得出《离骚》乃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结论
。按此说法,刘安入朝创作《离骚》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那么,
  为什么《离骚》汉简竟会在死于26年以前(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汝阴侯夏
侯灶的墓中出现呢?那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并无入朝武帝之事。阜阳汉简的出土,
无情地粉碎了何天行关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神话。〔4〕
    第四,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
风。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据考古学家测定,墓主大约
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墓主名叫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生前为楚王侍者,与
楚王关系密切。1977年又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墓主为邸@②君
番勅,位为上卿、上柱国之属,据考古测定,他大约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
。两批竹简上都有祭祀和卜筮记载。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
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天星观一号楚墓祭祀
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望
山一号楚墓竹简记载有为墓主邵固占卜的情况,其内容有关于邵固能否得到职位等等。
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的卜筮简文记录了十余人以多种占卜工具分四个年份为墓主贞卜。
卜筮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二是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三
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前途如何等等。过去曾经有人对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
这么多涉及巫术方面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不解,上述秦简《日书》从生辰崇拜方面解释了
屈原崇巫的现象,而江陵两墓竹简则进一步表明,象屈原这一类的楚国上层人物,接触
卜筮和祭祀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
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
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
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5〕
    第五,为屈原作品中某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物。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相马经》。帛书《相马经》,和传世的本子在内容及文体上都出
入很大,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战国
时代楚人的著作。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在语言表现上有四个特征:一是用一系列
的比喻表现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夹进一两个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是经文
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同本体的联系主要依赖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比喻习惯;三
是喻体同本体的联系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四是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着较多的联系。
这些特征同屈原作品中比喻象征的手法比较切近;一是屈原作品中往往运用一连串的比
喻来表现一个意思,例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以下八句,就是以种植芳草来
比喻培育贤才,并以众芳芜秽来比喻贤才变节从俗。屈原作品有时甚至是用全部象征的
手法来表现思想或情绪,例如《离骚》中的天上三日游、求女等等;二是屈赋中多用象
征的手法,其中用比喻亦以暗喻为多;三是表现了喻体、象征体与本体之间较稳定的联
系;诸如反复以兰蕙比喻贤才或高尚的品德、以美人喻君王等等;四是喻体和本体在特
征方面显示了较多较复杂的联系,例如因为将君王比为“美人”,所以用“蛾眉”比喻
自己之贤能,以“求女”比喻可以通于君侧,以“众女”比喻朝廷结党营私的人物。帛
书《相马经·大光破章》与屈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说明屈原作品中的比喻
象征手法不是凭空产生的。〔6〕
    第六,为确定屈原某些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提供了佐证。例如《九章·哀郢》中有
“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以西浮兮”诗句,有些学者曾认为江夏、夏首为西汉地名
,因此怀疑《哀郢》不一定作于战国时期。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
对此提供了佐证。鄂君启节为青铜制造,有两组,每组原为5枚,合成竹简状,上有错金
铭文。甲组现存2枚舟节,为水路通行证;乙组现存3枚车节,是陆路通行证,是楚王赐
给鄂君启的符节。郭沫若先生认为鄂君启节铭文中“大司马邵@⑤败晋币于襄陵”,就
是《史记·楚世家》所载公元前323  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可知此节铸于楚怀王六年,可能正是楚怀王任命屈原为左徒的时期〔7〕。  谭其骧
先生考证其舟节路线为:自鄂往,逾湖,上汉,庚鄢,庚芑阳,逾江,庚黄,逾夏,入
汜。逾江,庚彭@⑥,庚松阳,入浍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⑦,庚邶阳;入@
⑧,庚鄙;入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8〕。这几条路线大概是楚国当时
主要的水路交通干线,  与《哀郢》所记诗人东迁的路线是彼此一致的。“遵江夏而流亡
”是诗人总写东迁的路线途径,鄂君启节舟节中的“逾夏、入汜、逾江”同“遵江夏而
流亡”是同一航道中的两次旅行,“江夏”应该理解为水名,与汉置江夏郡无涉,因此
《九章·哀郢》应该作于战国后期的楚国。〔9〕
    第七,使唐勒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并由此带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
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但这些唐勒赋早已失传,文学史专著对唐勒
赋只好付之阙如。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发现有《唐革赋》残简,
共22枚,202字,首简之背上刻有“唐革”二字。  罗福颐先生在《临沂所见古籍概略》
一书中认为,唐革即唐勒,并引《毛诗》“如鸟斯革”之“革”,《经典释文》注云:
“革,《韩诗》作‘勒’。”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造父
操右革而鞭笞之”,“右革”即马之“右勒”。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唐革应为唐勒。据
考古工作者测定,临沂汉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下限不晚
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则此墓主的生活年代应该早于司马迁,假定该墓
主活到60岁,则当出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  与宋玉、唐勒等人的卒年非常靠近。从墓
中出土的大量先秦诸子书籍和其他杂书看,墓主知识渊博,读书很广,不致于误把别人
的作品当作唐勒的作品加以珍藏。专家们结合序文和简文的内容,认为这是一篇以描写
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篇题似应为《御赋》。罗福颐先生发现,《淮南子·览冥训》
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远,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根”几句,实出于《唐勒
赋》残简“月徒□□冲星跃而玄@⑨,神奔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⑩均论□论义
御”。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将《淮南子·览冥训》与《唐勒赋》残简进行对照研究,发现
两者之间的类似远不止上述一处,而是有多处相同。据此,他按《淮南子·览冥训》的
顺序而将《唐勒赋》加以归类编次,发现在一些简文中如果补充若干文字,便可以前后
连贯起来,这说明《淮南子·览冥训》确实引用了《唐勒赋》。淮南王刘安本为西汉辞
赋大家,《淮南子》中有的句子是从辞赋化用而来的,因此《淮南子·览冥训》化用《
唐勒赋》的语言,与整个《淮南子》的语言风格是彼此一致的。不过《淮南子·览冥训
》所要说明的道理,则与《唐勒赋》残简原意不尽相同。在《唐勒赋》残简中,前三个
层次的内容层层推进,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
见神奇。虽然在第二个层次中,简文没有保存御者的名字,但参照《淮南子·览冥训》
,则大体可以断定所说的御者即为钳且、大丙。第三层写到“太虚通道”、“行雷雷舆
”,这也就是《淮南子·览冥训》中之“乘雷车,服驾应龙”。简文第四层贬斥“今之
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
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
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
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
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10〕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还推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宋
玉赋十六篇。《昭明文选》收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
色赋》、《对楚王问》5篇,  《古文苑》收录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
、《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对《文选》、《古文苑》收录的宋玉诸赋,胡
应麟、崔述、刘大白、陆侃如等古今学者举出种种理由,否认这些赋作为宋玉作品,认
为赋的进化轨迹是按荀卿、贾谊、司马相如所代表的三个阶段发展,象《高唐赋》、《
神女赋》这样的赋只能出现在司马相如以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已广被人们所接受,一
些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把《文选》、《古文苑》收入的宋玉诸赋视为伪作。《唐勒
赋》残简的出土,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被判为伪作的宋玉诸赋。《唐勒赋》残
简和传世的宋玉赋中的大多数作品在形式上大体相同,开头有序,先交代场合,然后引
入正文;都采用韵散结合的形式,其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等;一些作品中出场
人物也有相同之处,如《唐勒赋》:“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而宋玉《大言赋》、
《小言赋》、《讽赋》中宋玉与唐勒同时出现。《唐勒赋》残简与宋玉诸赋的诸多相似
点表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象《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
赋》这一类赋作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除《笛赋》等少数作品外,《文选》、《古
文苑》中的一部分宋玉赋出于宋玉之手。这样宋玉对诸赋的著作权,在被剥夺千百年之
后,又赖汉简出土而重新夺回。〔11〕
    第八,考古文献或者与楚辞的某些内容相互印证,或者揭示了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
背景。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批楚汉文物窖藏,其中有一件楚国王宫使用过的铜壶,壶
上刻有无角长龙,这在中原文物中极为少见,但却屡次出现于楚辞之中。《离骚》:“
驷玉虬以乘珷兮”,《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楚辞章句》:“
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楚宫铜壶上的无角龙,便是《离骚》《天问》中的“虬”。抗
日战争时期湖南长沙杜家坡出土的战国缯书,本来属于巫术性的东西,但它所反映出来
的楚人对于“天”、“帝”、“群神”的观念,和中原大体一致。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
关楚墓出土的竹简,记有“先王”、“周公”、“三代”、“天道”、“其君天下”、
“天下为之一”、“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等,属于论述儒家政治道德的文章。可
见中原人物及其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对楚人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尧舜鲧禹等中原人物
出现在《离骚》之中,并非不可思议〔12〕。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夔凤人物
帛画,经鉴定为战国中期楚国作品。画中人物为一双手合掌的细腰女婀娜窈窕,旁边还
画了代表吉祥的凤和战胜灾难的夔。它形象地说明,屈原作品中抒情状物的种种描写,
确有坚实的楚国生活基础。尤其是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
升天帛画,画中人物头戴高冠,身著宽袍,腰佩长剑,风度俊逸潇洒,神情傲然自若,
简直可以做《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
之崔嵬”等诗句的图解。此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画,其中的土伯画像可以作《楚辞
·招魂》“土伯九约”的注脚〔13〕。汉墓帛画中的天神形象与《楚辞·九歌》中的诸
神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4〕。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瑟
、琴、笙、排箫、  横吹竹笛等等乐器,  其中尤以64件编钟引人注目。这些编钟分三层
悬挂钟架,上层钮钟19件,主要用来定调,间或在演奏时补充一两个乐音。中层甬钟33
件,为主要演奏部分,有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甬钟12件,主要起和声作用和烘托气氛
。45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甬钟上镌刻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一定音阶
的乐音。从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楚国音乐繁荣的情形。《九歌》中有盛大音
乐场面的描写,《离骚》和《九章》中有乱辞,表明这些诗篇与音乐关系密切。湖北随
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些乐器,为我们理解楚辞的音乐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5〕
    第九,考古文献的丰硕成果带来了楚辞研究的思维转换,这或许是本世纪楚辞研究
的最大进展。从汉代到明清时期楚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北方的经学寻找楚辞的文化源
头。本世纪初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倡导学分南北,但由于缺少考古文
献,他们立论主要还依赖于人们常见的古籍文献材料。本世纪中叶,学术界的主导意见
是认为楚辞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向
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世界,这些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楚
文化之丰富绚丽,乃甚或在北方文化之上。这启示着人们更多地从南楚文化本身来寻找
楚辞之源。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南北文化交融论,但在南北文化二者之中,
学者们已经渐渐地把研究重点放到南楚文化之上。
    从以上论列的几个方面来看,尽管考古文献还没有提供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屈原本
人的材料,没有给楚辞研究带来举世震惊的新结论,但从总体上看,本世纪的考古文献
已经给楚辞研究带来了很多进展,贡献是巨大的。未来楚辞研究的进展,除了依靠引进
外来新理论新方法之外,仍然期待着新的考古文献的发现。
    注:
  〔1〕本文所说的文献,除帛书、竹简等文字材料之外,  还包括积淀了人文内容、
可供研究的考古文物。
  〔2〕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  载《屈赋新探》,
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第23—47页。
  〔3〕刘信芳《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    《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第
62页。
  〔4〕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  第426—428页。
  〔5〕汤漳平《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  《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
88年版,第248—259页。
  〔6〕赵逵夫《藻辞谲喻,  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
象征手法的形成》,《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50—55页。
  〔7〕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4期。
  〔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9〕〔12  〕曲宗瑜《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的产生时代》,《辽宁师大
学报》1987年第5期,第56—59页。
  〔10〕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文物》1990年第4期,第48  —52页。
  〔11〕汤漳平《〈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  《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第
157—161页。谭家健《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
4期。
  〔13〕郭在贻《从马王堆汉墓漆棺画看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杭州大学学
报》1978年第2期。
  〔14〕张国荣《汉墓帛画与〈九歌〉天神的比较》,《民间文学季刊》1987年第1期

  〔15〕毛庆《从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看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北方论丛》19
86年第6期,第38—41页。

                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
作    者            文章篇名或书名                                刊物期号或出版年号
饶宗颐            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            香港《东方文化》第1
                                                                                    卷第1期
饶宗颐            荆楚文化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41本,1969
                                                                                    年.
饶宗颐            长沙楚墓帛画山鬼图跋                    台北《金匮论古综合
                                                                                    刊》第1期
(日本)林已    长沙出土楚帛书考                          京都《东方学报》第36
奈夫                                                                            号,1964年
俞伟超            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      《文物》1972.9
                        言提要)
湖南省博物    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        《文物》1973.7

汤炳正            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年月日的再探讨                                1978.4
郭在贻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谈        《杭州大学学报》
                        到《楚辞·招魂》的"土伯九          1978.2
                        约"
萧    兵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                        《考古》1979.2
凌纯声            中国的边疆民族与环太洋文            台北联经书局1979年
                        化
萧    兵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应龙和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云中君                                                1980.2
萧    兵            羽人·相鸟·观凤鸟——马        《兰州大学学报》
                        王堆帛画与楚辞之一                        1980.3
陈子展            《天问》解题                                《复旦学报》 1980.5                                                                              1980.1
萧    兵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                        《江苏师范学院学报》
                                                                                    1980.1
萧    兵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                        《淮阳师专学报》
                                                                                    1980.1
萧    兵            楚魂鸟                                            《活页文史丛刊》第1
                                                                                    辑第6号,1980年
李学勤            新出简帛与楚文化                        《楚文化新探》,湖北人
                                                                                    民出版社1981年
史树青            "陆离"新解                                    《文史》第11辑,1981
                                                                                    年
(日本)三译    屈原问题专辨                                《重庆师院学报》
玲尔                                                                            1983.4
康定心、康    考古释《招魂》                            《江汉论坛》1983.1
广志
萧    兵            雄虺·应龙和羽蛇                        《淮阴师专学报》
                                                                                    1983.1
郭元兴            屈原生平新考                                《活页文史丛刊》第8
                                                                                    辑171号,1983年
孙作云            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        《楚文化研究论文集》,
                                                                                    中州书画社1983年
                        阜阳汉简简介                                《文物》1983.2
汤炳正            《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        《求索》1984.3
关明贤、常    成都屈原学术问题讨论会评        《文学研究动态》
思春                议"屈原否定论"                                1984.12
李学勤            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            《楚史论丛》,湖北人民
                                                                                    出版社1984年
汤炳正            《天问》"顾菟在腹"别解            《屈赋新探》,齐鲁书社
                                                                                    1984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1985年
罗福颐            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                《古文字研究》第11辑
吴九龙            银雀山汉简释文                                文物出版社1985年
(日本)稻田    楚辞残简小考——关于淮水            日本早稻田大学
耕一郎            流域楚辞的流传                            《文学研究科纪要》第
                                                                                    37辑
饶宗颐            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料                                                    《中国文学论集》第九
                                                                                    号
成    绩            从曾侯乙墓的竹笛看宋玉《笛    《江汉论坛》1985.7
                        赋》的真实性
林河、杨进    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        《民间文学论坛》
飞                    神话的比较研究                                1985.3
张正明            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                    《民族研究》1986.2
毛    庆            从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看        《北方论丛》1986.6
                        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
张中一            浅探《涉江》中的几个问题        《求索》1986.5
萧    兵            港台楚辞与神话研究                    《语文导报》1986.10
童恩正            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        《湖南考古辑刊》第3
                        诸民族的关系                                    辑,1986年
林    河            一幅消失了的原始神话图卷        《民间文学论坛》
                        ——马王堆汉墓彩绘与楚越            1986.4
                        神话和丧葬习俗的比较研究
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                《浙江学刊》1987.1
张正明            楚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萧    兵            楚辞与神话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张征雁            《九歌》与楚俗                            《史志文萃》1988.4
赵逵夫            藻辞谲喻、意蕴宏深:从帛书      《辽宁师大学报》
                        《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        1988.3
                        手法的形成
赵    辉            原始宗教与楚辞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1988.3
张正明            楚文化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汤漳平            《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        《江海学刊》1989.6
汤漳平            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    《楚辞研究》,齐鲁书社
                        歌》                                                    1988年
曲宗瑜            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辽宁师大学报》
                        产生的时代                                        1987.5
张国荣            汉墓帛画天神与《九歌》天神    《民间文艺季刊》
                        的比较                                                1987.1
谭家健            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        《中国文学研究》
                        价值                                                    1988.4
刘信芳            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            《江汉考古》1990.1
汤漳平            论唐勒赋残简                                《文物》1990.4
谭家健            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                《文学遗产》1990.2
林    河            《九歌》与南方民族傩文化的    《文艺研究》1990.6
                        比较
汤漳平            宋玉作品真伪辨                            《文学评论》1991.5
刘信芳            包山楚简神话与《九歌》神祗    《文学遗产》1993.5
汤炳正            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    《文学遗产》1994.2
                        构思与意象表现
赵逵夫            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    《西北师大学报》
                        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        1994.5
                        者问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为方右上加乞的上半部右加下汤的右半部   
                @⑤原字为弓右加逆的右半部构成   
                @⑥原字为易右加阝      
                @⑦原字为弓右加逆去辶
                @⑧原字为贝右加蝶去虫   
                @⑨原字为氵右加雷  
                @⑩原字为土右加箕
                @①①原字为翳的上半部下加马的繁体   

                        1998年第1期    作者工作单位:  汕头大学中文系
发表于 2008-2-25 20: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何天行(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医道,擅诗词,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其二姐何文如为一代画师潘天寿夫人。

关于屈原否定论:

上世纪二十年代,廖平在《楚辞新解》中提出没有屈原这个人,何天行在1948年发表《楚辞作于汉代考》一文,全面论证“《离骚》为汉代刘安作”的观点。何氏与廖平为“屈原否定论”的较早提出者,胡适主张屈原为“箭垛式人物”之主张即受其启发。1951年,朱东润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力图证明这一点;6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全面怀疑,到80年代,再次引发关于屈原真伪的大讨论,可参看山东教育出版社《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赵逵夫先生《屈原和他的时代》对屈原家世生平思想有深入考证。
发表于 2008-2-25 20: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屈原和他的时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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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不朽诗篇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两千多年来,哺乳着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创作是属于世界的。就全世界来说,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作家也是不多的。
近几十年来却有一些人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屈原这个伟大的诗人提出怀疑。首先是清末民初的廖平。此后又有胡适等人学舌以鸣,以求惊人。但自1951年的第一次讨论之后,国内再不闻有持“否定论”者。可是,近二十多年来,日本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否定作为诗人的屈原在历史上存在的一些说法。
首先是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冈村繁博士,于1965年发表了《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一文。文中说:
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
还说:
《离骚》、《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仅从抽象的道理可以这样说,就是从内容和表现方面也可以找到纠正的证据。
冈村先生说,“如果《离骚》确系屈原所作,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引起人们强烈关心。”因而断定《离骚》、《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
冈村先生从内容和表现方面找到的证据,大体从班固、扬雄、颜之推批评屈原的言论发挥而来,如说“屈原这样的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读之令人觉得未免也太自吹自擂”等等。这当中有些事实和道理我在《<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一文中已辨析和申说过。班固、刘勰之所以对屈原提出批评,一方面与《惜往日》、《悲回风》已被刘向看作屈原的作品而同《惜诵》以下七篇编在一起名之曰《九章》(东方朔、司马迁之时尚未)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也同班固、刘勰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关。至于依附新莽的扬雄和历仕三朝皆受尊宠的颜之推对屈原的贬损,则或多或少同他们的自我辩护心理还有些关系。读者对一首诗的共鸣,与读者本人的思想、阅历、鉴赏力有关,也与读者所处的环境及民族心理有关。我想,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一些志士仁人,不至都毫无头脑去称赞和仰慕一个十分浮躁浅薄的人。
冈村先生还提出一些理由,似乎也并不需要多辩。比如他说,在当时的楚国,“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以前有的“否定论”者曾提出在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离骚》这样成熟的抒情诗,也有的认为像屈原这样的“忠臣”,不会产生于秦汉以前。而冈村先生又认为“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会有“好几位”,可见,这些话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屈原前后,楚国确实产生了不少作家,在其前者如莫敖子华(沈尹章),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创作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屈原;大体同是者有庄辛,稍后者有宋玉,唐勒、景差、荀况等。他们的创作说明了作为改革家与诗人的屈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屈原对楚国文学之影响,说明屈原并不是广袤荒原上的一颗孤零零的大树。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创作上达到了屈原的水平。不但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列传》等篇有记载,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也著录有包括屈原在内的以上所述辞赋作家的作品。本书中有几篇就是专门探讨屈原前后楚国文学的状况的。关于宋玉,以前谈的人很多,其事迹、创作成就也都大体上清楚,故本书未作专门论述。
冈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成绩卓著,所以冈村先生关于屈原的论文,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在为他与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导论》中所持的观点:
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相结合,集中在屈原这个人物身上,而成为今日之《离骚》。
又说:
我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
《中国文学史》是由日本二十个院校参加编写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经此书的宣传,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冈村繁先生论文的正式发表,是在1966年(1965年他曾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7届学术大会上以此为题作了报告),即中国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国在1965年也已经显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到1966年,一切传统的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否定掉了。在扫荡传统文化的黑风中,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在所难免:秭归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时被推入水中,让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当时对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为过。隔岸观火之时,冈村先生只是谨慎地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屈原问题提出新见,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人人自危,还有谁管得了这些,何况当时国外汉学界的情况也不可能介绍到国内来。
平心而论,冈村先生提出的观点,比起廖平来,要高明得多。廖平是否定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廖平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的《楚辞讲义》中说:“
“《楚辞》之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义重犯。……今定为秦始皇博士作,如学校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乱曰者,有曰者,尚有六篇可考。”(第六课)
《骚》,又以《九章》扒之,亦当为多人所作,汇为一书,中有九天、九死、九辩、九歌、九州,同例。今依《九歌》例,以为九人作,合为一大篇,附二篇。如《大司命》、《少司命》,合为十一首。(第十课)
这些奇说,几同梦呓。
冈村先生的观点,倒与胡适有些相近,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
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的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他说: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胡适对屈原在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权保留了可能性,而冈村先生则全部予以剥夺,归给了另外的“好几位”去共有。冈村先生并不直接否认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只是说他并非一个伟大诗人。这样的话,即使有这个人,也与中国文学无关,也就根本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了,有与无有,也都关系不大。
铃木修次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观点作了发展:他不承认当时还存在不少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诗人,而是将屈原的这些作品统统归给无名氏――民间歌者。
也有人将冈村的观点向另一个方面发展:肯定在屈原之外还有些作者,但不是冈村繁说的“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而是“楚巫集团”。这就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在其《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从神话到楚辞》)中所提出的观点。白川静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屈原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他说:
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宫廷祭祀仪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白川静先生还认为屈原是“肩负着楚巫命运的人”,认为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们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白川静先生对史料任意加以曲解的地方很清楚。同时,其行文中往往以“大概”之类引出推论。白川静先生的观点除了由冈村之说引申之外,也还多少受到廖平的影响。廖平说《离骚》等作品即《仙真人诗》,为众手所成,白川静先生将作者由秦博士变为楚巫者。而由“仙真人”联想到巫,也是比较自然的。
白川静先生研究中国古文字成绩斐然,但似乎在战国时代楚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上,也上了个别好猎奇的中国学者挡,并且加以发挥,虚造了一个楚国历史的神话。如他说:
这个巫祝集团有一女巫领导人,名叫“女?“,据说是屈原之姊,其墓在姊归县。
这是受了周拱辰、林昌彝说的影响。但周、林二人是言?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为同一流人,女?之詈原,乃因屈原往问休咎,并非言屈原同女?分别为“楚巫集团”的男女领袖。而国内近几十年来有个别学者提出屈原乃是巫觋一类人物,或者认为楚辞是巫文化的产物。看来白川静先生的说法,不能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总体上说,白川静先生对冈村繁先生观点的发展,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叫人感到惊异的是,白川静先生竟由他的这一结论,引出给屈原思想定性的另一理论。他说:
这个集团深深地依存于氏族社会,因此,与要超越这一制度而转向国家主义的现实政治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被清除了。
屈原被放到了反动的位置上,而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子兰、昭睢之流,则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我们读白川静先生的这些论述,不禁让人想起当时中国国内大报小报上各种荒谬绝伦的所谓“理论文章“。白川静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一)》出版于1976年,当时中国已经过了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也有人写文章说屈原的作品是“借以发泄自己对新兴力量的仇恨”。当然,白川静先生的《屈原的立场》一文发表于1954年,他在那篇文章中已说过:“秦国商鞅和张仪的行动才是否定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规定下一个新时代,因而应该被认为是进步的。”但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没有人注意这一观点。白川静先生在1976年将他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写进他的《中国古代文学》专著之中,他的这个信心的建立,也颇令人深思。
在铃木修次和白川静之后,又有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四校的讲师三泽玲尔于1981年发表《屈原问题考辨》一文,重复了铃木修次的说法,但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在论事推理上同中国的历史总是隔着一层。如文章中说,《离骚》“有时六句以押韵,有时完全不押韵”。又说“屈原的屈,与橘树的橘字音相近。关于屈原的来历传说,恐怕是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宫廷中的《楚辞》诗篇吟诵家为了说明自己演奏的歌谣的起源,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 “由这些话看来,作者似乎尚未弄清《离骚》中的“约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是由《九章》窜入,《离骚》的乱辞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可采用较灵活的句式。至于将“屈”同“橘”联系起来,说明屈原为虚拟的人物,为卫聚贤所谓“屈原”为“冤屈”之倒说法的翻版。卫聚贤的论点发表在抗战初期一个印数极少、很少为人所知的所谓“吴越史地会刊”《楚辞研究》上,早被历史的长河埋在了沙底,由于早稻田大学稻?耕一郎副教授在1977年发表的《屈原否定论系谱》的介绍,为今日之日本学者所知。
稻?耕一郎先生的《屈原否定论系谱》,态度表面看是公允的,显得客观而不偏不倚。事实上,这篇文章产生既受到了冈村繁、白川静、铃木修次等的影响,也为在日本萌发不久的否定屈原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便于检索的资料。
以上简述了日本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屈原否定论”的大体情况,因为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出现,才使我在十多年中集中精力,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
二、 新的“否定论”产生原因分析
从学术上来说,本世纪六十年代在日本出现的“屈原否定论”不是推进,而是倒退。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否定屈原之始作俑者,是几位中国学者;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日本学者,只是联系日本文学、文化的特征将中国学者的观点稍作修改,其说带有日本文化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将否定屈原的责任全推到日本学者身上。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过去我们对屈原的生平与思想确实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无根误说,陈陈相因,长时间未得改正;在某些问题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看法,等等。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楚辞》是显学之一,投入的人多,新说、奇说也最多。深入的研究会使结论逐渐趋于统一,而浮浅的沦说会使结论越来越分散。在楚辞研究领域自然不乏深入严谨的论著,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一味标新立异的作品。这样,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也就不能不使一些国外学者感到疑惑了。
其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日本兴起新的“屈原否定论”,或多或少地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历史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有关。这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歉疚的;虽然当时十亿人都在遭受劫难,不少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专家学者遭受到比屈原还悲惨的下场,无暇顾及古人,也无由得闻国外学界的任何消息。说实话,比起中国大陆的“横扫”来,日本学者毕竟还在研究。
再次,日本倡言“屈原否定论”者,有的是治学比较严谨的学者。我以为这些学者否定屈原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在历史上的存在,还有深层次的心理上甚至潜意识上的原因。
比如日本京都东北有一座诗仙堂,是江户时代(1603-1867)初叶诗人石川丈山所筑。其中厅堂右边供奉着三十六位中国古代诗人,为:
苏武,陶潜,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杜审言,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岑参,刘长卿,卢仝,李商隐,灵彻,李贺,刘禹锡,王维,高适,储光羲,杜牧,韦应物,邵雍,苏舜钦,苏轼,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林逋,寒山,梅尧臣,曾几。
其所供第一个是苏武。因为《昭明文选》中收有传为苏武。因为《昭明文选》中收有传为苏武的四首诗(近人以为东汉末年作品),浅显易懂,以前初学古诗者皆诵之。中国诗歌在日本虽有很大影响,但主要是唐诗,而唐诗之中,真正流传较为广泛的不是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作品,而是连老太婆也可以听懂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之类。这是因为,虽然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也用汉字,而且也有不少文人能阅读汉文作品,甚至写汉诗与汉语古文,但毕竟大多不是真正的精熟汉语、汉诗的人,在体味中国古诗的韵味及欣赏汉代以前的作品方面,难免有相当的障碍(当然日本古代不管精通汉语、汉诗的人,然而毕竟有限)。所以,古代日本所熟知的诗人,其时代最早者恐怕当推苏武。石川丈山专作汉诗,受诸子学派影响,作品多枯燥质直的说教,属载道派,大约对《楚辞》也并不喜欢,也不熟悉。所以,在诗仙堂供奉他所崇拜的三十六位中国诗人,没有屈原,而以苏武为首。诗仙堂这三十六人均有画像,并且附有各自的诗一首。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汉学的温床。这个诗仙堂不可避免地影响及日本文化层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认识,有的汉学家大约在其起步之初便在潜意识中已形成了中国诗人始于汉代的观念。
当然,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也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当中有的是在中国“屈原否定论”产生之后,一些人洗垢求瘢搜寻出来的,有的只是偶然现象,有的当另有根由。比较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条,有的否定论者提出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这似乎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这只是一个默证。不见于先秦史书的记载,尚不能作为先秦无此人的根据。战国二百多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先秦典籍有记载者才有多少?《史记》中言孙膑有兵法行世,而其名不见于先秦任何典籍,至1972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使此疑案得结。《?冠子》、《尉缭子》、《六韬》,其作者皆不见于先秦典籍,近代学者断为伪书,几成定论。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冠子》,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六韬》,证明这三部书都是先秦古书。由此可见,不见于先秦史料,并非先秦时无屈原其人之铁证。当然,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推理方法,一口咬定这一点否定屈原其人,而屈原已死二千馀年,死无对证,则对此简单的推论也确实无可如何。但是,也还算好,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与《涉江》的残简。墓主夏侯灶是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 165)。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其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刘安作《离骚传》乃在武帝之时。则《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论点不攻自破。又我在先秦功典籍中发现了关于《离骚》与屈原的关系的史料,及有关屈原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发现了一篇屈原的遗文(参本书《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所以,否定论者所持的这一条根据,已经是完全失去意义了。
第二条,《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事迹。这样,就好像在“否定论”的队伍中树起了一杆大旗。事实上呢,这也是一种片面求证的表现。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屈平》一诗,去: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馀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则司马光并非不相信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存在,也不是对屈原或其作品有所批判。重庆师院黄中模同志首先引用此诗驳了三泽玲尔将司马光列在批判屈原及《楚辞》内容的队伍中的观点。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反映屈原事迹的原因,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此乃宋人之言,或者是司马光将屈原作为以辞赋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载。然而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前人未曾道着,在司马光,也当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这就是:司马光恐王安石与屈原认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资治通鉴》一书始撰于宋英宗之时,英宗在位方四年,而此书历时十九年始成,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方表进,八年神宗薨,哲宗元?元年(1086)下杭州镂板。可以说,整个神宗朝(1067-1085)是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与推行期,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也是《资治通鉴》中记屈原之事,则必须记载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及受命造为宪令之事。屈原之受谗被疏因于制定宪令进行变法,而保守派攻击王安石,也就在于其制定新法。而且王安石在此期间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两次罢相,与屈原的被疏被放颇为近之。司马光是崇敬屈原的,他的《屈平》诗中:“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便是隐喻着王安石拜相而自己被疏的事。显然有意与之认同。他不愿意天下后世由屈原而联想及王安石,将王安石看作“伏清白而死直”的臣子,而将自己放到谗邪党人的位置上。他在《通鉴》中略去屈原,相当程度上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的心理的反映,根本扯不上什么批评屈原或惑疑屈原其人之有无的问题。
总是说来,日本某些学者怀疑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有无,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屈原研究本身方面的原因。关于屈原的看法,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我们应该细致地分析新的“否定论”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过程,指出其错误之根源,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我们对屈原的研究,以期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从这点来说,日本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屈原否定论”,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三、 写作本书的动机与初期阶段的反响
可以说,本书就是中日学者学术论争的结果。
我最早见到日本学者否定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是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动态》1981第2期上高翔同志的《铃木修次论中国文学各时期的特征》一文。该文介绍了铃木修次同高木正一、前野直彬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导论》部分中铃木修次关于屈原的一些观点。文章还指出,这部书约请了日本二十多所大学的二十多名教授、副教授集体撰写。这些作者还集体撰写有《中国文学概论》一书。这两部著作被称为是“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学的最新成果”,当时已再版十多次。1984年,我系郭晋稀先生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究会上见到冈村繁先生,了解到冈村繁先生关于屈原的一些观点。后来我又通过朋友搜集到一些日本学者有关否定屈原的论著。但是,自1981年以来的十多年中,我没有写过一篇直接驳斥“屈原否定论”的文字。新的屈原否定论由于冈村繁先生的首创和铃木修次先生的强力扩散,在日本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毕竟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日本绝大部分汉学家,绝大部分楚辞学专家并不这么看。当然,对东瀛掀起的这个小小的“思潮”,也不能过于轻视。
我在文革后期见到一本《屈赋新编》,就已经产生了要深入研究一下屈原生平与楚辞的想法。1979年,考为西北师大中国系郭晋稀教授的研究生。及至见到关于铃木修次先生“否定论”观点的介绍,便打定了这个主意。我在 1981年秋至1982年5月间,完成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屈原生平考辨》。三泽玲尔先生1981年发表的《屈原问题考辨》着重在“问题”,我的着重在 “生平”。我以为研究的出发点应是研究的对象,而不应该是预定的目标。我当时也想:如果我研究屈原生平的结果发现屈原这个人之存在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也将放弃相信历史上实有屈原其人的观点。
但我研究的结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我的论文分四部分,第二部分《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1983年8月曾作为大连如开的“屈原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后刊在《文史》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一部分曾于1988年在汨罗召开的中国屈原学会第三次年会上交流,后刊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91年6月)。后两部分没有发表,它的观念和材料已融进了本书有关屈原被放汉北问题及关于《离骚》、《天问》、《抽思》等作品创作背景的有关章节中。这些,便是我这部书的第一步的工作。
我的《屈原生平考辨》在尚未正式发表,只是打印了数百份进行交流和征询意见时,即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楚辞学界的不少中青年朋友,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并且,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本书中一些内容在作为论文发表或在会议上交流之后,也得到了日本几位楚辞学家的高度赞扬,这使我感到,“屈原否定论”即使在日本也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而且是并非主要致力于楚辞研究或研究楚辞时间不长的学者的观点。屈原作为登上了世界文学高峰的作家之一,是永远不朽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国际著名楚辞学专家竹治贞夫先生在读到我关于句?王熊伯庸的论文之后来信云:
从来以“皇考”为太祖之说,虽有据而其人而漠。先生论文以太祖即受姓之祖,为句?王熊伯庸,考证极精细详实,实可感佩矣。
竹治先生对于我研究莫敖子华所得出几个结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说,将据我的论文对他的有关论著加以改订增补。在读到我的《<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之后又来函云:
贵论文证明见于《战国策》文里之“有人”的人是屈原,真是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令人佩服!《战国策》中的文辞没有标出主名的原因,先生的推论十分合理。我很希望先生以后继续这样的考证,能积小为大,累微成显,以写作最翔实的大屈原传!
竹治先生的几次来信真使我感动不已。竹治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楚辞的研究,曾以《楚辞研究――以诗的形态考察为中心》获广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正当日本个别学者提出新的“屈原否定论”之时,1972年他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了《楚辞索引》(《楚辞补注》并载),作了深入全面研究《楚辞》的准备工作,也向汉学界提供了一部面对原作、面对材料,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工具书。1978年风间书房出版了他的近百万字的专著《楚辞研究》。1983年集英社出版了他的另一专著《忧国诗人屈原》。竹治先生发表有关楚辞的论文二十馀篇,其中关于屈原家世研究的论文正发表在新的否定论文章先后问世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的是,1991 年6月在中国岳阳召开的国际屈原学术研讨会上,他对屈原的人格和创作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表示了他对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屈原的无比崇敬。
在那次国际屈原学术研讨会上,我还见到苏联科学院院士尼古拉费德林先生。他对屈原和《楚辞》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他尚不知有人想否定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会上慷慨激昂的发言,同竹治先生的发言一样,博得了与会学者的一阵阵掌声。他对我的论文,也特别地给以称赞。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保加利亚、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区的学者,日本学者较多。我在那次会上被安排在第一天的大会发言中宣读自己的论文,就《离骚》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疑义谈了自己的看法,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继续着我这方面的研究,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收在本书中的文字,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在这期间,我也一直注意着国外“屈原否定论”者论文的发表情况。
1990 年济南召开的首届国际赋学术研讨会上,1991年在兰州召开的国际简牍学术研讨会上,先后遇到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一些汉学家,我向他们问起对于屈原的看法及他们国内汉学界关于屈原的研究时,他们都给屈原以极高的评价,或表示了敬仰之意,而且,差不多都说在他们国内没有见到有否定屈原的说法。有几位学者在见面之前,就读过我的论文,并表示赞同我论文中的主要观点。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康达教授对我已经发表的关于屈原研究的论文,持肯定态度。1992年7月在读了我的《<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之后来信云:
您的关于屈原早期不为人知的作品的发现,太令人激动了。……我完全赞同您关于某些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根本不可隹的观点。这是老调重弹(一直可以上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现在完全没有重提的必要了。
我十分感激国内外学者对我的研究的赞同和支持,也高兴国际汉学界在屈原研究中总体上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港澳地区对于屈原问题国际学术论争的关注。
本书写作动机的产生虽然是由于日本新近出现的“屈原否定论”,但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回答“否定论”者提出的问题而写作。我认为,尽可能弄清屈原生平中的各种疑问,较清楚地展现屈原活动的背景和生活的环境,纠正误说,提出比较可靠的证据,这是中外屈原研究专家的共同愿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得到好的解决。所以本书主要在于屈原(包括家世、生平、思想、政治主张、创作、朋好)和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政治情况、军事情况、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文学创作者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等)。我希望通过对一个个具体问题作重点深入的探讨,反映我通盘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成果,从而对屈原及其时代得出全面和尽可能可靠的结论。
四、 回顾与几点交待
我开始研读屈原的作品,是在1958年夏天。那时,还在上初中,由家乡西和县到兰州去当工人,没有当成,路过天水时买了一本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在上中学时已背得《离骚》、《九歌》、《九章》琅琅上口。因为发现姜亮夫同陆侃如、高亨、黄孝纾《楚辞选》、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关于《九歌》人称的解说各不相同,竟自己也摸索重新斟酌起《九歌》各篇的人称安排来;刚上大学,便在比自己高两级的同学宿舍里大谈起关于《九歌》人称问题的看法。考上大学到兰州,还没有报到,先逛书店,在古旧书买了一部萧云从绘《离骚图》原刻重印本,曾于几个端阳节早晨携至黄河边面对河水朗声诵读。七十年代中期,曾整理《天问》窜简,并加翻译,为《天问正读》。这是我同屈赋建立起感情的过程和研究屈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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