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龔自珍的心得(用word寫好再貼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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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變革思想析論

九州生氣恃風雷            
壹、前言

目前研究中國近代文學與思想者，多關注於自道光二十年（1840A.D.）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的變[url=]遷[/url]。以此事件為敘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並由此溯源而論及中國與西方各國往來之跡。
而泛覽目前通行而較能為學界接受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思想史的著作，不是文學或是思想方面，學者在敘述此段時期重要人物時，往往會追溯至龔自[url=]珍[/url]及與其交游之今文學派中人，而以為中國近代思想與文學之起始點。然而龔自珍生於乾隆五十七（1792A.D.）卒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A.D.），過世時鴉片戰爭尚未結束。若準此戰爭以分期，則龔自珍不應列入中國近代人物之中。
然學者以之為近代中國之人物，其因主要應有二點：一、龔自珍之思想本具有極強烈的歷史意識，且能很準確地指出當時社會、政治上所隱涵的問題；二、龔自珍弱冠之時，正處於乾嘉經學的後期，亦嘗肆力於金石、考據、目錄、版本之學。而嘉慶二十四年（1819A.D.）進京會試落第後，從劉逢祿習公羊春秋，其學術便轉入今文學派。單純由中國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正處於清代學術轉變的時期；而由歷史進展來看，若溯鴉片戰爭之源，學者必究中英關係。中英二國明顯往來之跡在十九世紀，正處於龔自珍生活的年代。故論中國近代的人物，學者必推龔自珍、魏源為先導。亦可以見其不拘執於時代斷限之形式，而能究變遷之原委以明其始末。
然而學者論龔自珍，多關注其文學上的成就及生平的考察，若論其思想與學術亦多就經學、小學上之成就加以析論。若欲見其思想理路及其變遷之跡，只能由綜合性的學術史、思想史的著作中得其梗概。本文以「變革思想」為主旨來探討龔自珍，主因並非由於乾嘉以來，他是首倡變革者；而是因為他的變革思想對後學發生了影響，震動了改革者的心靈。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雖認為「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又……意不豁達。」且「厭其淺薄」，但畢竟肯定其對後世發生的影響：「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據梁啟超所述，龔自珍對後世的影響應界定在開風氣之先，而非集各種學問之大成者，但已足以令「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一時神往，而接受其變革思想了。
究竟龔自珍的思想有何魅力，能吸引並影響一代的士人？或許其思想內容與當時求新求變的風潮相應有關，而直接呼應並觸及了清末的改革議題吧!因此研究龔自珍之「變革思想」，乃是一條相應於其思想特質與歷史環境的的途徑。而學者雖有這方面的論述，但可惜未能就思想的脈絡及其變遷的過程加以整[url=]理[/url]。本文試圖以《龔自珍全集》為主要文獻依據來架構其「變革思想」的理路，至於其形成之因及影響之跡，則俟後文成之。
所謂「變革思想」，即是欲對既成事物或制度進行改變的一套理念。在中國可遠溯自《易經》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一種原則性的揭示。而後來儒家除了講「守死善道」之外，也還講「通權達變」。這些「權」、「變」的觀念及其應用，在歷史與政治的範疇中更為普遍。在政治上或生活上通常是為了因應特定的現實問題而存在，落實於政治制度上，往往呈現為變法革新的要求或運動；在歷史的範疇中則往往被史家當做一種普遍的原則來看待，像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到要「觀古今之變」，即有將歷史視為在時間之流中不斷變化的人事之傾向。一個史學家應該對「變」的原則及其過程有較深的體悟吧！
從歷代的改革者或思想家的著作來看，凡提出變革思想者，其內容至少包括以下三部分之一：一、有針對性。也就是說有欲進行變革之對象。這或是具體的事物，或是客觀的制度，甚至是抽象的思想。凡是言變革者，其變革思想必依其所欲變之事物而起，故變革思想皆有其針對性。二、對於變革的意義，多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由第一點而來，變革思想既是一種對被變革目標的否定思考，則變革本身的意義，在消極上或積極上均有被肯定的必要。然而這不包括要「變革」變革思想本身，否則會形成觀念上的悖論（paradox），無法成說。三、提出變革的方向、目標及其施行步驟。以下即就此三方面來析論龔自珍的變革思想，並提舉其特色。
就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來看，以目前的文獻為依據，秦的商鞅變法只具有第三種特質，而北宋的王安石與晚清的康、梁三者兼具。然而晚清時康、梁所進行的變法，其思想自近而言實乃由龔氏自珍啟之，而遠則承王氏安石之風。故龔自珍雖無機會進行變革，然其思想中的變革內容卻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影響。而這也可以說明同光間的洋務派或改革份子，並非純粹只是受到外國的壓力，才對古老的中國提出改革要求的。因為龔自珍沒有機會看到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對自己逐漸失去信心的中國。

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
貳、龔自珍欲進行「變革」的對象

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多注目在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求變及改革的過程，也取得了相當值得重視的成果。然而從「自強運動」的改革武器，到「維新」份子強調的政治、社會改革，及五四時期所推動的文化革新，各個階段在中國提倡變革者，不論其成功與失敗，皆有其變革的對象及目的。然而研究者多將提倡變革之因歸諸於因應西方文化的挑戰，此解釋置諸於「自強運動」之後或可成立。但如前所述，龔自珍未曾見到鴉片戰爭之結束，故將龔自珍的變革思想，置於東西方接觸過程的背景底下來論述，則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不能強合。
先看龔自珍對西方的認識。他在當時雖也注意到了英商將鴉片輸入中國的問題，但由其《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云：「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澳門……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之意也。」及「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彷用者否？宜下群吏議，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及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修書與梁章鉅云：「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可見他並不是很能了解來自海上的「蠻夷」，他們的武器到底厲害到怎樣的程度，以及這些「蠻夷」到底抱著怎樣的居心來中國，更不認為他們能在軍事、政治上能對中國造成多大的影響。
從《己亥雜詩》「麟趾褭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漢家平準書難續，且仿齊梁鑄餅金。」及其自[url=]注[/url]，可以看得出來他只是對這些漂洋過海來的外國商人賺了大量中國人民的錢感到討厭，但並不認為他們會威脅到中國的政權。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很少討論到這些涉外問題。所以他的變革思想並非因震懾於英國的船堅炮利而發，其目的也不是為了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
既非是因為與西方的接觸才引起變革的思想，則龔自珍的變革思想的背景為何呢？由其〈乙丙之際箸議〉、〈明良論〉、〈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等文中可知其欲變革的對象乃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政治制度。而其與友人的書信往來中及詩作中皆透露出對科舉制度所形成之學風及士習至為不滿。所以龔自珍變革思想應是針對當時的社會與政治的情狀而發。
從龔自珍文中可以看出，在他眼中，當時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生命力與創造力的社會。觀其於〈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中所云：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一本無「抑」字）巷無才偷，巿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一本無「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十二字）」
即可知他認為這是一個各階層都缺乏「才」的社會。上至文武官員，下至小偷、盜賊，都沒有或懶得展現他們生命中的才情。因此整個社會懨懨無生氣，生活於其中的人也不過苟且渡日而已。所以一旦有人展現他的才情，便會被這個社會所形成的風氣壓抑：
才士與才民出（一本「與才民出」作「孤根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致於戮之。 (出處同上引文)
在這些有才情之人中，善良者則顯現出無力感，悖悍者則求亂以遂其心志。而一個沒有生命力與創造力的社會無法使善良者之才情得以發揮，又無法回應與滿足悖悍者的需求，就會產生危機。這是就社會各階層的狀況立論。
可知龔自珍試圖改革社會上這種懨懨無生氣的現象。當時的社會，承乾隆盛世之餘，大多數人都安於太平，以為可以永保百年無虞。龔氏此論，不可必免的引來非議。吾人由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中云：「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得知〈乙丙之際箸議〉這一連幾篇暗諷當世的文章已經引起了一般人的不滿了。
至於〈西域置行省議〉中云：
「今中國生齒日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為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一本「主上」作「朝廷」)，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無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餐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則社會上的問題，可歸納如下：一、人口愈來愈多，又有許多人不事生產，無所事事，身心皆染上有害社會的壞習性；二、水患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三、整個社會的風氣變得愈來愈狹隘，看不到大格局；四、財政困難，人民生活水準也降低。
        所以龔自珍想藉著新疆立省來解決這些整體性的問題，就其分析來看，應為可行之道。而且可以順便解決軍事問題。而「西域置行省」這個主題，本身就是突破格局的思考，這也是內容相類的〈安邊綏遠疏〉會令主考者大驚的原因。另外或許也是保守的官員不敢錄取他的原因吧。
        至於對當時政治制度及官吏習性的批評，(本來官吏習性應該放在社會風氣的一部分，但它又與政治制度有關，故於此合論之。)在四篇〈明良論〉說得更為明顯。在龔自珍眼中的京師官吏，他們日常生活所談論的內容不是要能「希風古哲」，也不「道政事，談文藝」。更不會有人去論及國家各種政策「利弊」或應興應革的「陳設」。他們所說的是：「地之瘐瘠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
又論「士之不知恥」更直接表明當時官吏的習性及心態：
        「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臣節之盛，掃地盡矣。」


「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一本無「以」字)，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頭搶地而出，別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祗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為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
        可見當時官吏之善於諂媚、自私與不負責任，令人難以想像這是自居盛世的官吏的行為及心態，這也難怪龔自珍以之為變革的對象。
龔自珍勇於批評時政，不僅對於當時的官吏習性心態而已，在〈明良論〉中，也針對朝廷的舉措發表意見：
  「六經所言，皆舉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瑣屑牽制之術，無一字之存，可數端瞭也。約束之，羈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諭不絕於邸鈔。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群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億於所未然，而又絕不斠畫其所已然。」
綜合觀之，朝廷限制如此之嚴，宜乎大臣只求免過避禍，而不願積極任事了。所以不論是朝廷之制度或是官吏之習氣，皆為龔自珍欲變革之對象。
        而其尤欲變革者，則為科舉制度。龔自珍五試不第，可是對自己的學問、見解非常自負。第一次會試不中時為詩云：「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而由其〈己亥雜詩。華年心力九分殫〉中自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塽……乃自燒功令文。」可見他早年為了科舉所費之心力及對其結果失望之情。然而在其〈與人箋〉中論及科舉，卻有他的一般改革意見：
「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為之初，上書乞改功令文，以收真才。」
科舉施行五百多年以來，除了使國家找不到真正的人才之外，還使讀書人喪失了文學與學術的創造力。在其〈對策〉一文中，亦論及科舉之弊至：
「夫皋、夔、稷、契，皆大聖人之材，而終身治一官，自恐不足。後之人才不如古，而教之、使之又非其道，疲精神耗日力於無用之學。進身之始，言不由衷，及其進也，使一旦盡棄其所為，而驟責以兵刑、錢穀等事；而兵刑、錢穀又雜而投之一人之身。之人也，少壯之心力，早耗於祿利之筌謕，其仕也，餘力及之而已。浮沉取容，求循資序而已。……古者學而入政，後世皆學於政。此唐、宋、元、明之人才所以難語夫古初也。」
此文認為科舉是「無用之學」，使人「言不由衷」。讓這種追名逐利又百無一用之人去管事，只會越管越糟。而當官的既無專材，就專門學會如何混日子，找機會爬升到高位。而與古相比，更顯出科舉制度為禍至深且巨，甚至斷送整個文化生機。可以看出龔自珍對科舉之深惡痛絕及對由科舉出身之無能官吏的批判。
        因此綜合而言，龔自珍的變革思想是針對政治、社會層面，而偶爾會連帶地觸及文化方面的問題，故易為維新派人士所呼應、接受。然而由於他對西方的科技認識不夠深入，且對軍事問題的強烈自負，所以他的變革思想並沒有包含自強運動時期所進行的內容。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   
        參、龔自珍對變革觀念的闡發
        龔自珍肯定「變革」的原因，除了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政治制度中已逐漸明顯的問題必須因應及解決，也若隱若顯地觸及到一些文化的層面。但他的「變革觀」並非僅只於因應當時的現實問題而已。除此之外，他對「變革」的觀念有一些比較深刻的思考與闡發。可以從中看到他肯定和提倡變革，是有相當深入的觀察及理由的。而這些也不是來自於西方的觀念。
對他所主張的變革理念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北宋時的王安石吧。但是他文集中現存的文章內並未曾對王安石發表過專論，故無從推得其由王氏而來之見解。不過張祖廉在《定庵年譜外紀》中說龔自珍：「少時好讀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書，手錄凡九通，慨然有經世之志。」 可見他曾致力於研究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及其政策理念，而且用功甚勤。
        其次可以說是春秋公羊學，他在二十八歲那年從劉逢祿學《公羊春秋》，大為折服，甚至有要盡棄先前所學，甘願從事今文經學的念頭。 可見他對於公羊春秋的觀點是了然於心且深為信服的。他曾寫了《春秋決事比》一書，可惜家中三次逢災，此書未能傳世。唯全集中有〈春秋決事比答問〉五篇，大略以斷獄之辭討論春秋時事，進而推揣孔聖褒貶之旨，間或研討春秋與龔自珍時代律令之異同。若由問答之旨來看，這是將公羊學實際應用於歷史、人文方面的一部著作，比較就實事銓衡，而少理論方面的闡發。
        其三即為佛家的觀念。他在〈重輯六妙門序〉中提到六妙門等三部是「不定也」。這「不定」即含具「變」觀念於其中。
        以上所述，乃是就龔自珍「「「〈變革思想」的理論基礎及其學術背景來看，並非探究其形成或發生之源頭。因為一系列的觀念或思想在發生之後，是會在時間的過程中演變的。龔自珍的「變革思想」或者起源甚早，然而這其中逐漸深入與豐富的經過，乃是隨著其學問與見識的增長而有所擇汰的。我們可以先視之為一個整體，看他論「變革」的依據，如此方能明其理路。
        上述三個關於龔自珍的「變革」理論基礎中，王安石的影響體現於〈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中，屬實際的施政層面，將置於下一節加以分析。而來自佛理的影響，討論起來比較不那麼具體，雖可以由〈壬癸之際胎觀〉來比對，但畢竟可徵的文獻有限。所以主要的部分，還是落在他所受《公羊春秋》影響的經學和史學之修養及背景上來歸納論述，而以佛理的部分為補充。

        首先，他的「變革思想」可以說是來自於對歷史的深刻體會。在〈上大學士書〉中說：
「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考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為是，胸以為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敝？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
可以看得出透過歷史，龔自珍認為「法」、「勢」、「事例」、「風氣」都會改變。而之所以會改變，是因為江山代有才人出。有人才來進行研究，主張改革，那麼何必對改革有畏懼呢?所以這變革的觀念是由於對歷史的觀照與體會所得的。故龔自珍的變革觀念是以其歷史觀為基礎的。
龔自珍的歷史觀，可以說是一個興衰治亂相互循環的歷史觀。就歷史發展言之，每個朝代都會歷經興危衰亡的過程。下一個朝代的興起，便是由於上一個朝代衰弱所致。可以說「衰」為「興」之逗漸，而「亂」為「治」之啟始。這種循環的歷史觀在中國並不特別，乃是普遍為人所接受的觀[url=]念[/url]。龔自珍的特殊見解不在發現這種循環，而在於他認為：既然知道逃不過歷史的變遷，遲早會走向衰亡，何不在衰亡之前先思考如何更新？若能了解世事變遷之跡而預先處理之，也就是先借下一代的模式來因應，則「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此即〈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中「豫師來姓」的觀念。將本文錄於下：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則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莽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為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為一姓勸豫也。(乙丙之際箸議第七朱題勸豫)
在〈乙丙之際箸議第六〉中云：「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及〈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之「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可以看出龔自珍在陳述其歷史觀時，是以夏、商、周三代為論述基礎的。龔自珍認為歷史本身是變動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實的環境會改變。或者十年，或者五十年，環境總是會變。所謂「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就算周朝八百年好了，天下事沒有歷經八百年而不變的。因為環境變了，人為了適應環境，生活也會變。而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紀錄，所以它會記載人類的社會及其行為為了適應環境的變遷所作的調整。了解歷史的人，就知道人生於世不能拘於成式，專主故常而不知變通。
然而如果不了解龔自珍對公羊學中「三世說」的看法，只看上面的論述，會認為既然環境中任何人事物都在變的話，對於歷史的評價就只能以是否符合現實上的實用為標準，而歷史就沒有客觀意義了。《公羊傳》中所發明的「三世說」是龔自珍取用以為其變革思想之基本依據。如果沒有「三世說」，龔自珍的變革思想便不具理想性，而只在現實面。但他的闡發，在〈五經大義終論〉及九篇〈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之中。反而其於〈春秋決事比答問〉中多言援今律以判古事，再引《春秋》之言以評斷之，實不易見出其變革思想之內容。而〈大誓答問〉中所呈現者乃其文獻考據之功力，也未論及史事。
《公羊傳》所謂「三世」，即「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所傳聞世」。其所以提出「三世」，乃欲說明在《春秋》中褒貶之旨，時代前後不一致之因。據何休之注，「所見之世」，是魯國昭、定、哀公時期，因為此時是孔子之父親及孔子所經歷的時代。而此時因為「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所以「著治太平」，在褒貶時用「太平」時代的標準。「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在褒貶時用「升平」時代的標準。「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用的是「衰亂」時代的標準。
而龔自珍推闡三世之說，以《尚書‧洪範》中的「八政」配「三世」，又認為「八政」皆各有「三世」。可見他認為制度的設置要合乎時代的要求，也要因應時代而變遷。如「食貨」，是因應亂世，為了養民而設；而祭祀、司徒、司寇、司空等是因應升平之世，是為了理民而設；而賓、師乃是文致太平之世，是為了教民而設。所以由「三世說」可以看得出來他是由時代的變動來建議設置的，而「文致太平」乃其理想。至於對歷史事件的評論，也會因其所處何世而有不同的標準。如在〈五經大義始答問三〉中云：「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弒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刑不若是之重。在所聞世……刑亦不若是之重。」
由據亂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可以看出這是一種進化或發展的歷史觀。太平之世，乃文明昌盛之時。所以龔自珍認為《禮》乃純太平之書，因其中尤詳於「賓」，而「賓」與「師」是八政之最後者也。他說〈士禮〉十七篇，純為太平之言。而太平則大一統，沒有內外夷夏之分。故分內外夷夏者，乃據亂世與升平世之事。但是文明昌盛之時，禮制、法度要求更為嚴密，所以人的行為往往乖離禮義，時代便開始衰亂。
若配合前面所提興衰循環的歷史觀來看，便可以了解龔自珍的變革觀念乃是為了使太平之世不致走向衰微，而提出的一種警告與呼籲及因應對策，並非只依照現實環境而隨波逐流，漫無標準的任意遷變。而這也無意中將歷史循環論與歷史進化論結合起來，而形成一種積極的、曲折向上發展之獨特的歷史進化觀。他了解歷史是會進化的，也是會循環的。既會循環則興衰有輪替，那麼便應在衰亡未至之前即預為因應，方為保持歷史持續進化之道。如果不了解此點，一任歷史興衰自然變遷的話，就會像他在〈尊隱〉一文中，所明白道出之狀況。
他指出如果「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重器」，則「窶人子篡之」。於是「京師之氣洩，則府於野矣」，便造成「京師貧，四山實」的情況。因為如此，所以
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矣……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
因此變是不得不然的事，如果自己沒有體認到而去實行的話，就將有人起而代之了。而這也表明了龔自珍不滿其時代，認為那是個「不聞餘言，但聞鼾聲」，無燈無燭的漫漫長夜。

龔自珍以歷史觀為基礎所論述的變革思想，其實也表現在他對事物的普遍觀察中。他在〈壬癸之際胎觀第五〉曾云：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變。和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棄。」
很明顯地，這段文字認為萬物皆在變，世間也在變，而人本身就處在「變」之中。這與其在〈重輯六妙門序〉中所云之：「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二文相隔十五年[url=]，[/url] 雖然〈胎觀〉的提出在前，但以「數、隨、止、觀、還、淨」六者俱不定的道理來推闡六妙門，所述更周詳。足可令人了解到龔自珍的變革思想與其佛學的關聯。但「變」的歷程是會循環的，終究會回到初始的狀態。將這種抽象的循環觀念與前面所述的循環進化的歷史觀來參照的話，可以了解龔自珍認為「變」是一種自然過程，而在這種自然過程中人如何去選擇？如何去因應？如何保持進化而避免衰亡？則是他所關心的課題。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賣古時丹
        肆、變革思想在政治及社會上的實行計劃

        前已言之，「變革思想」既然有針對性，那麼對於前面所述之「變革對象」必然有相應的處理方式。而其原則及理論依據便來自於上段所闡述的變革觀念。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龔自珍對朝廷的態度有意見，對官吏的心態也不認同。據〈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中所提的意見，他認為朝廷百官應該做到以下四點：
一、則例宜急修也。所謂「則例」，換成現代的話說，也就是一些公家
法規。據龔自珍所言，這些法規自嘉慶二十一年之後，二十三年內未曾重修。且當年所修多所錯誤，不加緊重修，會更難修訂。而這個意見其實可與上述關於歷史永遠處於變動中的觀念相合。前云：「法無不改，事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而此云：「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所以這可以追溯到他變動的歷史觀。
二、風氣宜力挽也。龔自珍以禮部為例說明禮部裡的人「多一趨蹌奔走乞
面見長之徒，則少一端坐商榷樸實任事之人」。先減少無謂的耗費，再公平地分派公務。讓整個朝中沒有混的人。
三、祠祭司宜分股辦公。因為這個部門事情多又雜，不妨分開來負責。
以上二、三兩種，可說其理論基礎在春秋公羊學。如前所言，八政配以三世，見其施行之跡，而所謂三世實即社會變遷之現象。因此這個建議乃是以其春秋公羊學為基礎。
四、主客司宜加整頓。主客司可說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禮賓司。他認為主
客司是很重要的，「為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可是在他那時卻「大敗壞」、「不可收拾」。原因是多頭馬車的管理，使得各部相互推諉責任。而為了彈壓外夷所設之「館監督」，又太過專權，以致壞事。故理應如乾隆、嘉慶時事，在行事時與主客司相預聞。這點是制度上的不健全所產生的現實問題，尚未討論到理論的層次。
而在〈明良論〉四篇中也論及朝廷應該如何對待臣僚百姓。茲就其所述，
歸納如下：
一、應使臣僚不愁生活上的事務。在〈明良論一〉中云：
「唐、宋聖時，其大臣魁儒，大率豪偉而疏閎。其講官學士，左經右史鮮有志溫飽、察雞豚之行；其庸下者，亦復優遊書畫之林，文采酬酢，飲食風雅。今士大夫……其言曰：『地之腴脊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然以為憂。居平以貧故，失卿大夫體，甚者流為巿井之行。……遠方之士……樂瞻士大夫之氣象丰采，以歸語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飾四方之觀聽也。」這一對比，便顯出當時清朝官吏的寒傖及唐、宋官吏的弘闊。所以他建議讓內外百官都不用擔心自己的身家財產的問題，則當其飽食後有空時，必能慮及國家大事。
二、改變用人的制度。在〈明良論三〉中云：
「今之士進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為斷。翰林至榮之選也。然自庶吉士至尚書，大抵須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而凡滿州、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其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憊矣。……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思，因退思而尸玩。仕久而戀其情，年高而顧其子孫。縲然終日，不肯請自去。……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待。……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材絕僥倖之心，智勇甦束縛之怨，豈不難哉？至於建大猷，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
他認為社會上的讀書人奄然無生氣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如上所述。所以主張應該變通。
三、應該充分授權給大臣。〈明良論四〉中言及當時的臣子：
「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諭不絕於邸鈔。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群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革職至。」
所以只能做些不痛不癢的決定及行之無大損大益的政策。沒有人肯負責，敢負責。所以要改變這樣的情形，便應充分授權，才能使官員敢負責任，能發揮其才力。故又云：
「然聖天子亦總其大端而已矣！至於內外大臣之權，殆不可以不重。權不重則氣不振，氣不振則偷，偷則弊。權不重則民不畏，不畏則狎，狎則變。……古之時，守令皆得以專戮，不告大官……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之束縛之病。……聖天子赫然有意千載一時之治，刪棄文法，捐除科條，裁損吏議。親總其大綱大紀，以進退一世……將見堂廉之地，所圖者大，所議者遠，所望者深。使天下後世，謂此聖世君臣之所有為。」
所以應給官吏有發揮自己才能，替這個國家獻策行事的空間；而不只是用控制的手段來限制吏民的思想、行為而已。。
        而以上三點，針對政治方面所欲進行的變革，都是立基於他的歷史觀來替清政府的延續來進行思考的。
至於對社會風氣的改革意見：見〈西域置行省議〉、〈安邊綏遠疏〉，〈平均
篇〉、〈農宗〉等文章。蓋龔自珍以為將中國人口重新分配，便能使人人皆為生活而從事活動，再由政府統籌分配土地給人民，使人民皆無法游手好賢，則足以存養其淳樸之風。而中原地區的人口也因而得到平衡，進而受到西北淳風的影響，使國家漸臻於治。而〈平均篇〉從資源分配的角度出發來探討社會、經濟上的問題，是他早年的見解。七年後作〈農宗〉，更完整地提出了他理想中的社會、經濟的制度。所以他對於變革對象除了批判之外，還提出自己的方案，並非只破不立的論述而已。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
        伍、結論

        由上所述，可以了解龔自珍的「變革思想」呈現出以下兩點特色：
一、他所針對的是政治性、社會性的變革，間或涉及文化的層面，但並不
廣泛就文化問題來討論。且其思想之立論仍多以儒家經典為依據，所以維新派思想家皆能認同他的說法。
二、他的「變革」論述是落實到一個能包含歷史、社會、哲學等範疇的抽
象內容，這是後來維新派變法實踐者們所不及的。
而通過對他生平的了解，可知他雖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與施行的步驟，
但並無親自實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