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二篇

xiaodongwu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之一
朱熹与辛弃疾


政治文化研究并不同于从事件到事件的传统政治史研究，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于政治史的发展何以如此。余英时先生大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问世之后，其重大意义不仅限于还原了南宋孝、光、宁三朝理学士大夫的政治活动，更在于提供给我们分析南宋士大夫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比如以朱熹为中心的士人交游，在此我只就朱熹与辛弃疾举几个例子。
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我们在《朱子语类·论中兴以来人物》中可以看到朱熹对辛弃疾的一些品评：

辛幼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赏罚，则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问之；视其过当为害者，皆不之恤。及至废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

问：“陈亮可用否？”曰：“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问著，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它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

近世如汪端明，专理会民；如辛幼安，却是专理会兵，不管民。他这理会兵，时下便要驱以塞海，其势可畏！
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士以严。”恭甫再为潭帅，律己愈谨，御吏愈严。某谓如此方是。[1]

遍寻《朱子语类》这一章节，朱熹对同时人物以“帅材”期许最高的，只有辛弃疾一人。大概是因为朱熹自己很清楚，如果要实现恢复大计，没有谙练兵事之人不能成事。如果一定要找个既有作战经验，又能与理学士大夫集团和衷共济的人选，自然非辛弃疾莫属。辛弃疾一方面在山东参加耿京义军，能率众袭取金营俘获叛将，又与朱熹、陈亮私交甚厚，《宋史》本传中也说“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2]。所谓“海内知名士”，除了朱熹、陈亮以外，亦有吕祖谦、张栻、陈傅良等同道。辛弃疾长期以来与朝廷主和的“国是”不合而未获重用，志不得伸，其政治立场与这些“海内知名士”是一致的。但理学士大夫集团内部对辛弃疾并非完全接受，所以即使在理学集团得势的情况下，仍然不见辛弃疾能够在中央施展拳脚。回到上面所引《语类》就可看出，朱熹对于辛弃疾也不无顾虑，如“专理会兵，不管民”等语道破此中委曲，《陆九渊集》卷五《与徐子宜书》第二透露出了辛弃疾的为政之弊：

某人始至，人甚望之，旧闻先兄称其议论，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实，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权势得以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见疑，忠言不入，护吏而疾民，佯若不任吏，而实阴为所卖。奸猾之谋，无不得逞，贿赂所在，无不如志。闻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伪文诡辞，谄顺乞怜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转移其事，如转户枢。胥辈窥之审，玩之熟，为日久矣。所欲为者，如取如携，不见有毫发畏惮之意。惟其正论诚意，则扞格不入，乃以此自谓其明且公矣。良民善士，疾首蹙额，饮恨吞声，而无所控诉。[3]

据邓广铭先生考订，陆九渊此信中之“某人”，实为辛弃疾，其时辛正在江西安抚使任上[4]。《陆九渊集》同卷中犹存《与辛幼安书》一通，文长兹不赘录，从头至尾都在劝勉辛弃疾宽德养仁，料想陆九渊发现辛弃疾为政之弊，先致书相劝，未见结果，所以才有《与徐子宜书》中“惟其正论诚意，则扞格不入”之语。辛弃疾的刚戾之政在朝中很快有了回响，同年十一月，在他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时，终于被监察御史王蔺论罢。《宋史·辛弃疾传》中言“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5]。王蔺其人正是理学集团的重要支持者，光宗朝曾为知枢密院事兼参政，以致在后来的“庆元党禁”中名列前茅。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其《宋史》本传中屡次提及孝宗对他的“骨鲠敢言”青眼有加。既负“敢言”之名，却将自己的同盟中人论去，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如此，辛弃疾在地方执法过严，民有怨声，却丝毫不影响朱熹对他的重视，所以在《宋史·辛弃疾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6]

朱熹用“克己复礼”相勉，其中用意甚可玩味，元人袁桷曾亲见朱熹手书实物，并为之作跋。收录入其《清容居士集》中。略云：

晦庵尝以“卓荦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复以“克己复礼”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备矣。尝闻先生盛年以恢复为最急议，晚岁则曰：用兵当在数十年后。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中略）今观此则知前贤讲道，靡老不废，炳烛之切，良有以也夫。[7]


在我看来，此处的“克己复礼”并不象袁桷所说，是朱熹晚年尚不忘与辛弃疾讲道，我们今天也无从窥见辛弃疾的理学修养究竟如何，其真实用意当在以此鞭策约束辛弃疾，所以前面所引《语类》中朱熹答辛弃疾问政，有“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士以严”之语。“克己复礼”是希望辛弃疾能够转变气质，行宽仁之政，而“夙兴夜寐”可能是用自《诗·小宛》中“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朱熹《诗集传》称“故告王以夙夜勉强，庶几不忝其父祖”，可能是对其“恢复”大计的期待之语。
接下来不妨再看一下辛弃疾与朱熹的关系，由于辛弃疾词名甚著，但传世诗文不多，故从朱熹的角度来看辛弃疾较易，而从辛弃疾的角度来看朱熹就较难。所幸邓广铭先生的《辛稼轩诗文钞存》为我们辑录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其中包括辛弃疾的《寿朱晦翁》诗一首，现录如下：

西风卷尽护霜筠，碧玉湖天月色新。凤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8]

诗中将朱熹奉作唐尧之下仅有之两三人，可见推崇之至。另有一首词则更有趣，题为《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9]

上半阙为读《庄子》所感，下半阙中将朱熹拟于扬雄，可见推重之深。宋代扬雄地位很高，多数人都将他和韩愈并提，在辛词中，扬雄也是经常出现，辛弃疾对扬雄之推崇，熟读辛词的人自然了然于胸，此处不用多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朱熹本人对扬雄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具见《语类·战国汉唐诸子》，这里不再赘引，只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见辛弃疾并非真知朱熹者。二人精神气质如此差别之下，再看朱熹对辛弃疾之推重，正可见余英时先生所谓朱熹等人除“内圣”之外，在“外王”方面的努力，亦可见当时理学集团的政治作为。
两人交往之间尚有许多可深挖的东西，我仅举出以上现象以供参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朱熹与辛弃疾、陈亮彼此交厚，但朱、辛之交并不同于辛、陈之交，后者更体现双方精神气质的互相投合，而朱、辛之间除了投缘之外，彼此政治理想的接近恐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朱熹对辛弃疾的期许都带有非常强的政治色彩。陆九渊等人对辛弃疾的恶评，与朱熹恰成鲜明对比，以往思想史研究者关注“朱陆之辨”多在纯学理层面，假如能从此类人物交游品评的视角入手，对朱陆之间的政治思想或有新的阐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文，正提供了我们分析这种相互关系的一个背景框架，当然更为具体的研究还有待于文献材料的进一步积累，我只是将自己关注到的一点零星痕迹书于此，希望大家多加指正。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之二：关于“后三代”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在第一章即提出了回向“三代”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开端，并指出元人已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观点，花了很多笔墨进行论证。根据我对“后三代”的考察，认为此说可能与正统论存在较大的关系，余先生只引了郝经《陵川集》和赵汸《东山存稿》中的两条材料，另有两条材料似未引起余先生的注意，需要我们逐一分析如下。首先同在郝经《陵川集》中的卷三九《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云：

尝以为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10]

郝经以汉、唐、宋分别配以夏、商、周，似乎是其独创，以宋方周，正可印证余先生宋居主位而汉、唐为宾的结论[11]。郝经在同书中又发宋代“踵三代而轶汉唐”之论，认为“贵朝之建国也，家法之美，统体之正，治内者甚备，御下者甚严，唐末五季之弊一皆革之，纯乎其一王也。故母后之圣，号为女中尧舜，而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12]，此又与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宋代家法的肯定如出一辙。根据余先生的意见，郝经《温公画像赞》一诗作于1259年，即使宋之前一年，已经提出了“后来三代汉、唐、宋”[13]，上段文字既见于《使宋文移》，为郝经被贾似道扣押于真州时所作，则可知以宋方周，并认为赵宋一代超迈汉、唐，并非是郝经为了脱困而想出的谄媚之辞，至少可以肯定，早在南宋灭亡以前北方士人中就已有“后三代”之观念的流传。
但“后三代”之说从字面上看，只是将汉、唐、宋三者的地位拉平而已，只有像郝经那样解释，宋朝的特殊地位才能浮现出来。那么“后三代”的本来含义究竟为何呢？方回的《桐江续集·进斋序》有云：

道统之传，自伏羲始，以敬相传，则自尧始，而敬之字曰钦。舜继之，又发为精一之论。夏、商、周前三代也，汉、唐、宋后三代也。尧至孔八圣也，颜曾思孟至濓明伊渠邵朱张吕，十二贤也。自周子言诚而道统始续，自程门言敬而道统始明。[14]

方回是宋末元初的南方儒者，此文有可能作于入元之前，所以他对“后三代”的理解会与郝经存在些许不同。详绎其文意，方回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后三代”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夏、商、周兼有正统及道统，汉、唐、宋亦有正统相承，但道统却在北宋周敦颐后方有传承。虽然从方回的演说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以宋承周，超迈汉唐的结论，但这只是在道统层面上的，其正统地位仍然平等。可见在方回的心中，“后三代”自正统观而来。这一点在同为宋末元初学者的周密身上也可发现，周密在其《癸辛杂识·后集》“正闰”一条中称：



窃谓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而无正者，当分注。[15]


周密的议论虽未明确提出“后三代”，但足以作前引方回《进斋序》之注脚。宋末士人使用“后三代”之说，带有强烈的正统论色彩，其形成应在南宋晚期。北宋士人侈谈本朝有三代之风，远超汉唐，表现出他们恢复三代之治的理想和复古的渴望，但与正统观问题并无直接的关系。郝经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后三代”，史有阙文，不得而知。郝经之说虽然试图将回向“三代”与“后三代”两者联系起来，但似乎只是郝经个人的独创，因为几乎同时的南方学者如方回与周密都未作出类似论述，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后三代”的观念流行于南宋末年的北方儒者中，代表了宋人文化重于政治的“三代”观，但未能从这一观念的流变出发作出明确的论证。

回向“三代”并不自宋人而始。西晋的刘颂的上疏中就曾有“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16]之语，晋人“法唐尧”的议论在史籍中亦屡见不鲜，两《唐书》中关于追美三代，远超汉晋的描述更为多见。这种情况下，宋代士大夫的回向“三代”说区别于前人之处究竟为何，其特点当如何把握，恐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1] 朱熹著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3月，3179，3180页。

[2] 《宋史》卷四〇一，中华书局，1985年6月，12165页。

[3] 陆九渊著  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1月，68页。参见邓广铭著《辛稼轩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78-80页。

[4]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73页，“淳熙八年辛丑”条。

[5] 《宋史》卷四〇一，12164页。

[6] 《宋史》卷四〇一，12165，12166页。

[7]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六，《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刊本。

[8] 辛弃疾著  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钞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79页。

[9] 辛弃疾著  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470页。

[10] 郝经：《陵川集》卷三九，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1册，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836页。

[1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186页。

[12] 郝经：《陵川集》卷三九，842页。

[13] 郝经：《陵川集》卷一〇，565页。

[14]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按：方回此文又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明弘治十四年范文恭钞本《桐江集》卷四，题为《进斋记》，文字略有出入，其中“汉唐宋为后三代”一句，并不见于此钞本。因为手头并无其他版本可供比对，不知是否钞本有脱漏，从文气来看，有此句方能通顺，否则前面“夏商周前三代也”的“前”字就没有着落，姑从文渊阁《四库》本。故将疑问识此，望方家指正。

[15]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中华书局，1988年1月，100页。

[16] 《晋书》卷四六，中华书局，1974年11月，1294页。

xiaodongwu

汗……原来有同样标题的文章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写的，后来经过比较大的修改，内容已经不大一样了，发表在《思想史研究》第四辑上面，这还是我头一次贴在网上，咋就变成转贴不加说明了呢？

波波

啊，这样啊，我在网上找到了第一篇啊，下面是链接，你可以看看http://www.univs.cn/univs/zzlm/edu_bbs/info_display.php?id=141863，所以我就认为你是转贴了，如果以前曾经发表过，请予以说明，以免造成误会。

xiaodongwu

版主找到的是以前我随手在北大未名上乱写的帖子，内容应以现在这个为准。
两篇还是很不一样的，最早写的不仅没有论文规范，而且凭着记忆弄错了几处，后来都作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