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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北方农民起义与民间宗教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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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5 14:5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元初北方农民起义与民间宗教管窥
——从《元典章》中的李佛儿说起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1]第十七卷,《户部卷三·户计·籍册》“户口条画”,有如下一条:
“一、诸色户驱良
乙未年附籍民户,壬子年于他人户下作驱抄上或漏籍,仰改正为民,收系当差。如经过赵小来叛乱被虏为驱及为李佛儿断没之人,不在此限。若壬子年另户附籍、依例定夺。”
《户部卷三·籍册》中“户口条画”,是元世祖至元八年整理户籍时所作的一些规定。元代前期曾三次对户口进行整理录籍,以便政府统治及征收赋税,在历史上称为括户。这三次分别为太宗七年时的乙未括户,宪宗二年的壬子括户和世祖至元八年,即《元典章》所记载的这一次括户。
“诸色户驱良”一条明确规定,乙未括户时录入籍册作为民户的户口,在壬子年作为驱户录入,或“漏籍”未录入的户口,应重新附籍为民。这当然是一条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减轻人民疾苦的规定。然而“经过赵小来叛乱被虏为驱”和“为李佛儿断没之人,不在此限”,即继续为奴,不能成为国家统治下的民户。
据文意判断,赵小来无疑是一次起义的领袖,在这次战乱中,有一部分人被虏为驱。但另一人名“李佛儿”则语焉不详,这个“李佛儿”是什么人,在史料中有没有更多记载?“为李佛儿断没”是一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这些人作为特例,不能改正为民呢?
《元典章》中的这一条,也保存在《通制条格》中,“赵小来”作“赵小哥”,其余同[2]。方龄贵先生的《通制条格校注》中,“李佛儿”出注如下:
“赵小哥李佛儿:《元史》卷一二四《塔本传》:‘甲午,盗李仙、赵小哥等作乱,塔本只诛首恶,宥其诖误”李仙当即李佛儿。《元典章》卷十七《户部计籍册·户口条画》条赵小哥作赵小来,疑字误。’”
这条注颇有商榷余地。盗李仙、赵小哥作乱,明为一事,而《元典章》“户口条画”中赵小来和李佛儿分作两事。且《塔本传》[3]中所记载的“作乱”在甲午年,即太宗六年,在乙未括户之前。虽然也有可能六年起义,到七年乙未括户后才得以平定,并做出断没为驱的处理,但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此“盗李仙、赵小哥”即《元典章》中的“赵小来、李佛儿”,还是略嫌武断。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中辑录了两条李佛儿起义的材料,均在一二三七年,太宗九年。
材料一出自《紫山大全集》[5] 卷十八,《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公讳义,字宜之,世为宁晋人……,庚辰秋,拔冀州,张帅复称表上功,授公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佩金虎符……公摄帅府,金经李佛儿以妖术惑众谋乱,有司连系十余家,公白主者曰:首恶者当诛,愚缪不识义理,为人蛊惑而不知为罪者,可以情恕。全活者万余人。癸巳秋,邢州土贼伪号赵大王……。”
材料二出自《中庵集》卷二十[6],《齐河县尹李公墓铭》:
“金季板荡,挺身操戈,佐东平侯严武惠公壁青崖以活遗民……壬辰,以劳授武节将军、齐河县尹……丁酉,妖人李佛儿扇党来攻,御诸月河之西,公一矢毙其号都统范姓者,贼溃,奔长清,追及大败之,妖人以缚。”
据《紫山大全集·王公行状》记载,王义庚辰年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摄帅府事期间发生了李佛儿起义,且此时仍在金统治下。庚辰年为元太祖十五年,记于李佛儿事件之后的赵大王起义发生在癸巳年,即太宗五年,而金灭于一二三四年,即太宗六年。则李佛儿起义发生在太祖十五年至太宗五年之间,不可能在太宗九年,也不可能在乙未括户之后断没此次战争中的人户。
《中庵集·李公墓铭》中所述起义发生在丁酉年,即太宗九年,时间完全吻合,当与《元典章》所述为同一事。《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或因两条材料所记人名均为“李佛儿”,故将两事误作一事,同系于太宗九年。
除此之外,《遗山先生文集》[7]卷三十,《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记载:
“妖人李佛子之狱,诖误万人,已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三日不与食,将尽诛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蹈于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获更生之赐,何忍坐视而不救乎?’先相恻然感动,为之别白故误,剖决生杀,力所不及,且以金缯赎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与有力焉。”

材料中起义军的领袖叫做“李佛子”,他与李佛儿是一个人吗?据《神道碑》所载毕侯生平,他为李佛子狱上言一事,当在丁亥年劝降李全之后,庚子年嗣相莅事之前
[8],即太祖二十二年到太宗十二年之间,时间范围相符。“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与《中庵集》中的“贼溃,奔长清,追及大败之,妖人以缚”吻合,在十几年内,同一县城中有两次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且领袖姓名如此相似,可能性非常小,因此我们认为,《遗山先生文集》中的“李佛子”当即《中庵集》中的“李佛儿”。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山东卷,齐河县在长清县西北,东距长清县一里,南距长清县一里,中隔大清河。《中庵集·李公墓铭》载:李忠身为齐河县尹时,在河之西抵御李佛儿的攻击,贼溃,奔长清被擒。则此事正发生在山东省,齐河、长清一带。
《紫山大全集》中的李佛儿与《中庵集》中的李佛儿同名,前后相差不过二十来年,又同为华北农民起义领袖。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两个李佛儿是同一人,此人先在河北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山东,又发动起义,再次失败被擒;第二,有两个叫李佛儿的人,先后在河北和山东这两个深受金元战火荼毒的地区起义,两次起义人数都超过万人。
可以推测,李佛儿也许不是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真实姓名,与这次起义相关的材料中都称之为“妖人”,说明起义带有民间宗教色彩;《遗山先生文集·毕侯神道碑铭》中称其为“李佛子”,则李佛儿很可能以佛教教义为号召,自称佛子出世、佛儿再生,因此当世称之为李佛儿(李佛子)。以称号或绰号替代真实姓名发动起义也有隐瞒真实身份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历代都存在,明人曾总结“一时贼首……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9]
中国历史上,自佛教传入并形成民间信仰后,就不断出现以佛教教义为号召的农民起义。与农民起义相关的主要是净土宗中的弥勒信仰。在《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讲到,佛曾预言,弥勒佛将从兜率天下降人间,继承释迦牟尼的佛位,弥勒出现,国土丰乐[10]。随着此种信仰的流传,出现了很多伪经,加入了“扫除旧魔”,“改天换地”等内容,逐渐发展成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即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在不同时期应世而出,救度众生,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11]
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起义最早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为沙门起义,但由于此种思想极适于作为起义口号,很快就被广泛利用。北魏沙门法庆起义口号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12];唐开元年间,王怀古号称“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13],北宋庆历七年,王则号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事”[14],我们可以看到,漫漫近千年中,口号的内容都惊人相似,足以说明弥勒信仰的惊人号召力。
有学者认为弥勒信仰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繁荣,隋朝由盛转衰,中唐后逐渐式微,被弥陀信仰取代[15]。也有认为弥勒信仰在东晋以后即已衰微,隋唐以后所说的净土宗,专指弥陀信仰一派,到南宋时期,在南方产生了信仰阿弥陀佛的白莲教,又在宋末元初传到北方[16]。按照这种说法,此次李佛儿起义,应与弥勒信仰无关,此时弥勒信仰早已被以白莲教为主的弥陀信仰取代,如果起义是以佛教为号召,也应是弥陀信仰一派。
这一说法并不全面。首先,直到元末明初,还有大量以弥勒佛降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元末韩山童起义,口号即为“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17]。洪武六年,罗田县人王佛儿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僧彭玉琳起义,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李某起义等,均号称弥勒佛降生[18]。其次,弥勒信仰主要在北方传播,北魏法庆起义在冀州,唐代王怀古和宋代王则均在贝州起义,白莲教出现在南方,宋末元初开始向北方地区传播,一时间难有很大影响力,史料中所记载的白莲教经堂,除大都有一座外,均分布在南方各行省[1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弥勒信仰中强调的新佛出世,是起义首领自称“佛子”、“佛儿”的依据。后赵时,已有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起义[20];明初有称弥勒佛降生的王佛儿。在弥陀信仰经典中,阿弥陀佛发愿,度尽众生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并无下生救世,革去旧佛的传说,应与“佛儿”、“佛子”无涉。且白莲教主张结社念佛,修行往生,并不反抗现有社会秩序,其在起义中的作用主要是形成组织,储备力量,在宣传方面逊于弥勒信仰,因此在元末明初,出现了很多以白莲教结社,以弥勒降生为宣传口号的起义。
实际上,元世祖统治前期,华北地区连续发生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21],但记载中只称“妖人”、“妖言惑众”,难以判断其具体信仰。一方面因为金末元初战乱频繁,华北地区各种教派盛行,相互影响,甚至产生了很多新的教派[22];另一方面,蒙古人南下之初,对汉地复杂的宗教状况难以理解,因此记载非常模糊,幸而有“李佛儿”的相关史料,为我们判断彼时北方民间信仰留下了一丝线索。
至元九年,世祖下令“括民间四教经,焚之”[23]。四教经的具体所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禁令无疑与至元初年过于频繁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不无关系。至元三年至七年,短短五年中,《元史》明确记载与宗教有关的起义就有五次[24]。至元五年,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25]。至元六年,中书省颁布提刑按察司条画,第一条就是“若有谋反逆叛、啸聚山林贼人,并许诸人火速告报所属官司,随即根捕,须管得获。其告首人闻奏旌赏。强切盗贼捕捉得获,钦依元奉,给赏。如官司陈告,不即掩捕追理及匿而不申者,仰提刑按察司究治。”[26]。至元八年,因“盗贼滋横”,陕西省臣认为“若不显戮一二,无以示惩”,朝廷竟“敕中书详议”,显然也认为有此必要,因安童反对才没有实行[27],可见当时各地起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至元八年括户,将大量驱口改正为民,却对李佛儿、赵小来起义中为驱的户口不予解放,使其不得附籍,看似突兀,其实是当时起义频繁暴发,政府所做的一连串应对措施之一,大概赵小来,李佛儿起义情节特别严重,因此专门作为例外,以示警告吧。

参考文献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本。
《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
《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中庵集》四库全书珍本三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明太祖实录》,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年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戴笠,辽沉书社,1993年。
《大正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陈高华、杨讷,中华书局,1985年。
《南宋河北新道教考》,陈垣,中华书局。
《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隋朝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信仰的兴衰为主线》,华方田,《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


[1]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版。

[2]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户令·户例》第二条。中华书局,2001年。

[3] 《元史》,中华书局。

[4]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陈高华、杨讷,中华书局,1985年。

[5] 《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6] 《中庵集》四库全书珍本三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用《中庵集》为北京图书馆藏大清抄本,为“卷一零”。

[7] 《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戊午刊本。

[8] 详见《遗山先生文集·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

[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戴笠,辽沈书社,1993年。

[10] 《大藏经》卷一四,《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11]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13]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14]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

[15] 《隋朝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信仰的兴衰为主线》,华方田,《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

[16] 《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7] 《明史·郭子兴传》,《明史》卷一二二,列传第十。中华书局。

[18] 《明太祖实录》,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年

[19] 《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杨讷,中华书局,1989年。

[20] 《晋书》卷一百六《石季龙传》,中华书局。

[21] 参看《元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

[22] 参看陈垣《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

[23]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中华书局。

[24] 至元三年,“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至元五年,“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济南王保和以妖言惑众,谋作乱。”《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至元五年,“济南道士胡王反。”,至元七年,“僧臧罗汉与彰德赵当驴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25] 《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26]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六,《台纲二·体察·察司体察等例》。

[27]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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