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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新月(4卷43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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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1: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刊名:新月(月刊,1928─1933)
编者: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
出版:新月书店
格式:DJVU
文件大小:不一
清晰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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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18 20:22:32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月派的两个支柱:书店、月刊的起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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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新月派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它曾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由于其主要成员,没有能正确对待左翼文艺运动,在大半个世纪中,它就一直被指为“反动”,并定其社会属性为“买办资产阶级”。这就使不少研究者以“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敢走近和研究新月派。上世纪80年代,由几十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收入的作家数以百计,曾出版过一两本薄薄的诗集或别的什么集的作家,也跻身在这两套丛书中,但没有胡适研究资料专集,也没有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人的研究资料专集。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有《文学研究会资料》,有《创造社资料》,有《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但无《新月社资料》或《新月派资料》。连2000年12月出版的16开本厚达一千二百多页、附图近百张的印刷精良的《上海出版志》,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的专题介绍,也有规模并不大的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光明书局、昆仑书店的专题介绍,但没有新月书店。在该志的《大事记》中有十数字提及新月书店,但有错;在该志的《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中有新月书店,在十数字的文字介绍中也有错。(本文后面还要谈到) 正因为对新月派缺乏研究,近年出版的胡适传、闻一多传、沈从文传、徐志摩传、林徽因传、邵洵美传等等对新月派的说法也各不相同,也不尽准确。 看来,对于新月派的研究,还得从最基本的史实入手。本文所谈的就是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的最基本的史实。
    
关于新月书店

      1. 新月书店何时成立?陈从周在1949年自费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中说:1927年“春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这说法后来为不少著作所沿用。直至2000年出版的《邵洵美传》还说:“1927年春”,“在上海办起了新月书店。”我以为,新月书店组成并开始运转是在1927年5月,根据如下:①1992年上海交大版《余上沅研究专集》中的陈衡粹《余上沅小传》中说:余上沅“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与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筹办新月书店”。“大革命失败后”的时间概念一般是指1927年5月以后。②梁实秋《悼念余上沅》中说:“十六年春,我们先后在北京结婚,旋即相继挈妇南返,比邻而居。不匝月,北伐军至,烽火连天,乃相率搭乘太古轮走避上海,真乃患难之交。北伐胜利,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上沅、欣海、寅恪与我皆在不予续聘之列。”1927年4月18日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接着是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接着是中央大学不再续聘梁、余等人,接着是梁、余等人决定不再回南京去。从这样的日程推算,梁、余参与组成新月书店必在1927年5月。③1927年2月起,随着北伐军北进,上海工人和海宁一带工农被发动了起来。徐志摩老家是富户,受到了侵扰。4月1日他在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称:“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噩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今天是什么人掌权呢?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徐志摩所说的这种局面要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被镇压下去。使徐志摩有合适的环境和合适的心情去办新月书店,一般应在5月间。④胡适是1927年5月20日归国到上海的。他是新月书店最后拍板的人。⑤新月书店5月组成并开始运转后,6月29日、30日、7月1日在《申报》上连续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称:“定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张。”那么,新月书店的正式成立日应是:1927年7月1日。
        2. 新月书店是哪些人创办的?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说是“胡适、邵洵美等筹设”的。陈衡粹《余上沅小传》中说是“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饶孟侃等办新月书店”。《邵洵美传》说是“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胡适、张嘉铸、饶孟侃、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等”“办起了新月书店”。《上海出版志》则说是“梁实秋、徐志摩等开设新月书店”。1927年6月27日、28日的《申报》上连续刊出《新月书店启事》,署名的是:“创办人胡适、徐志摩、宋春舫、徐新六、张歆海、吴德生、张禹九、余上沅同启”。这份创办人名单当然是可靠的。前面所引的几种说法,只要对照这张名单,其错即见。但梁实秋也不在内,倒有点令人意外,他在一些回忆中以为自己也是创办人呢!还自称“我是书店的总编辑”,其实他只当过一段时期《新月》月刊的编者,从未当过书店的总编辑。新月书店开办时是实行股份制的。梁实秋《谈志摩》中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闿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梁实秋《〈新月〉前后》中也曾说:“筹备时期,大概是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聚资集股要有限制,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表示民主经营的精神,一共筹到了两千元。我是小股东,只出了五十元。”既然实行股份制,是否有个董事委员会。好几个当事人回忆:胡适是董事长。既有董事长,必有董事委员会。8个创办人是否就是董事委员会成员呢?在8个“创办人”中,胡适自己是百元大股,还拉来江冬秀、胡思杜、张慰慈的各百元大股。他一人实际上是四大股。8人中4个工商界人士当然都是大股东;4个文化人中,余上沅当时经济拮据,可能是50元的小股东,但他是第一任经理,是应该在董事会内的。在新月书店的经营中,董事委员会是否起过决策性的作用,现在还没看到有关资料。
        3. 谁是新月书店的经理?陈衡粹《余上沅小传》、梁实秋《悼念余上沅》中都说新月书店筹组之初,余上沅是“经理兼编辑”。据谢家崧在《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中回忆:新月书店开办时只有四个工作人员:经理余上沅(兼编辑工作)、会计陈衡粹、出版兼校对蒋家佐、发行谢家崧。工作人员少而精悍,所以新月书店能在短时间内组成并运转。《新月》月刊第1卷第7期刊出《余上沅启事》:“启者上沅现已辞去新月书店经理及编辑主任,嗣后一切事务请迳向各负责人接洽为盼,此启。十七年九月七日。”余上沅1928年9月辞职后,由谁接任经理呢?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新月书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实际上仍然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同文又说:“书店在光旦的长兄潘孟翘先生强勉支撑中也不见起色”,就结束了书店。但据谢家崧回忆,接余上沅的是潘孟翘,潘后才是张禹九。谢家崧《新月社始末我见》中说:“近年来有些文艺研究史料说新月书店的第一任经理是张禹九(寿铸),是错误的。笔者是新月书店股东和创业人员之一,对这一事实自应予以纠正。张禹九也曾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但时间是1931年,在潘孟翘(潘光旦之兄)之后,那时新月书店发行所已从望平街迁到福州路了。”谢家崧就是梁实秋文中所说的“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的谢先生。他的回忆是对的。潘孟翘接余上沅任经理是在1928年至1930年间。潘之后是张禹九,任职在1930至1931年间。最后结束新月书店的人,固然不是潘孟翘,但也不是张禹九,而是邵洵美。徐志摩1931年5月17日致郭子雄信中说:“新月书店颇见竭蹶,邵洵美加入,更图再起。”约在1931年4、5月间,邵洵美在张禹九之后任经理。 邵洵美上任后,雄心勃勃,确实“更图再起”。不久他在北平开设了“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谢家崧在《新月始末我见》中说:“我曾参加新月书店创业工作,后又任该店北平分店营业主任,经常出入徐志摩、胡适、梁实秋、余上沅等人家中,与其他新月社成员也有频繁接触。”曾长期在邵洵美手下工作的章克标在《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中回忆说:“志摩说服洵美协助一同办好新月书店,要洵美在经济上想办法,洵美情面难却,答允就新月书店经理之职。洵美可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加入新月书店的。”邵洵美看重朋友的情义,但他也看重名。自从他当上新月书店经理后,《新月》第四卷第二期起,版权页上就多了两行字:“发行人邵浩文”“印刷所时代铅印部”。邵浩文即邵洵美,他不但要自己出名,还要使自己办的“时代铅印部”扬扬名。同一时期,新月书店出版的书的版权页上也多了一行字:出版者邵浩文,连重版书也不例外,如《人权论集》是1930年初版的,1933年五版时版权页上就印有“出版者邵浩文”。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新月书店还有一个经理,那就是林微音。他原是邵洵美办第一出版社时参加些编辑工作的。邵洵美接办新月书店后,自己忙,就让林微音来代理一些工作,也称之为经理。谢家崧的《新月社始末我见》中说:林微音“1932年虽曾由邵洵美的介绍在新月书店任过几个月的经理,但他不是新月社的成员”。章克标在《世纪挥手》中说:“1931年4月,邵洵美受任了新月书店经理的职位,这是事实,虽然实际上是他委托了林微音去做实际工作,代他到书店坐班的。”因为林微音在新月书店当经理,就难免要和新月派的一些成员接触,一些人也就把林微音误以为是也和新月派关系密切的林徽音,林徽音因此愤而改名为林徽因。她对邵洵美的意见也就可以想见。 还有一个情况也必须在这里澄清。梁实秋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一文中说:“我曾于一个时期主编过《新月》,也曾有一段时间兼任书店的经理。”关于梁实秋编《新月》的情况本文后面还将谈到,而从现有材料看,梁实秋没有担任过新月书店经理。他所说可能是一时的记误。
        4. 新月书店是怎样结束的?梁实秋在《忆新月》中说:“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大约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这七八千元的款子就是为新月清偿债务和归还各股东的钱。章克标《世纪挥手》中说:“后来新月书店由胡适之同商务印书馆谈妥,归商务接收,由商务出一笔钱,代新月清偿债务,新月书店存货全归商务接收,新月书店出版的书册可以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这样就结束了新月书店。”笔者已从旧书中见到了“商务”用“新月”原纸型印的《浪漫的与古典的》等书。新月书店的结局,为许多研究者所忽视,如安徽教育版《胡适年谱》、韩石山著《徐志摩传》,都搜集资料较详备而不提“新月”的结局,因而本文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     

二、关于《新月》月刊

        对于新月派来说,新月书店是重要的,而《新月》月刊更重要。但是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新月派缺乏研究,许多著作对《新月》月刊同样也存在种种不同而错误的说法。本文拟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对有关《新月》月刊的几个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1. 谁是《新月》月刊的主编?有人说是徐志摩,有人说是梁实秋。如《上海出版志》的《大事记》中称“徐志摩等主编”,又如梁实秋自称是“新月书店的总编辑”,有的专家纠正说这是梁实秋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混为一谈了,意即梁实秋是月刊总编(主编)。其实,《新月》月刊没有主编。月刊每期的版权页上都印有“编辑者”名单。1928年3月出版的创刊号至1929年3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期(每卷12期)的编辑者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1929年4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起至1929年7月的第二卷第五期的编辑者为: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1929年9月的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至1930年3月的第三卷第一期的编辑者为:梁实秋;1930年4月的第三卷第二期至第四卷第一期的编辑者为:罗隆基,(从第三卷第四期起不印出版日期,说明已不能按时出版);1932年9月的第四卷第二期至10月的第三期的编辑者为:叶公超;1932年11月的第四卷第四期至1933年6月的第四卷第七期(终刊)的编辑者为叶公超、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罗隆基、邵洵美。从这份名单可见,《新月》月刊不但没有主编,而且没有固定的编辑者,编务是“轮流坐庄”办理的。
        2. 《新月》月刊是文学的还是综合性的杂志?这点说法也很不一样。这里不妨也来考察一下月刊的实际情况。第一卷共十二期,基本上都是文学的作品或论文,可以肯定月刊是文学杂志的性质。第二卷和第三卷,几乎每期都有一二篇政治论文,如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专家政治》、黄肇年译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转载)、罗隆基的《论人权》、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黄肇年译的《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梁实秋的《孙中山先生的论自由》、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隆基的《论共产主义》、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王造时的《中国社会原来如此》、努生(罗隆基)的《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总统问题》、《社会选举原来如此》(都是短论)、王造时的《昨日中国的政治》、罗隆基的《中国的共产》、罗隆基的《什么是法治》、王造时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罗隆基的《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王造时的《政党的分析》等等。从第四卷起,月刊上很少再发表政治论文,基本上又成了纯文学杂志。在罗隆基担任“编辑者”的那几期中,有时发表时政和社会科学的论文较多,但大部分篇幅仍是文学作品和文学论文。即使是这几期,与其说是综合性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中发表文学作品和文学论文,不如说是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些时政和社科方面的文字。我认为,新月派作为文学流派,其所办的《新月》月刊,从总体来说是文学杂志。
        3. 《新月》月刊怎么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呢?即怎么会没有主编而且连“编辑者”都是“轮流坐庄”的呢?一本文学杂志怎么会有时编得像是综合性杂志的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说来话长,但也可以长话短说。 梁实秋《〈新月〉前后》中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子离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改为集体编辑。”这件事,梁实秋在《忆〈新月〉》说得更具体些:“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我们把这意见告诉了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新月》创刊时,编辑是由五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梁实秋这段回忆有个小错,即《新月》创刊时编辑者是三人而不是五人,其余内容大致是真实的。正是因为“新月”的人中“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因而《新月》月刊就没有了固定的主编,连每期的“编辑者”也“轮流坐庄”了。 在“新月”的人群中,后来加入了罗隆基、王造时等人。罗主张《新月》月刊也要发表时政论文,这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虽是名作家、名学者,但他很喜欢涉足政界,同时他也喜欢写政治论文。但原来的人群中多数是爱好文艺的,对月刊发表政论颇有微词。罗隆基感到他在《新月》上发表文章不很自由,经胡适支持,索性由他作为月刊的“编辑者”。罗隆基、王造时等人的加入,既是月刊编辑者“轮流坐庄”的新的原因,也是《新月》一度办成像是综合性杂志的重要原因。
       4. 《新月》月刊何以寿终正寝?这里的说法很多,但主要是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困难;二是稿源枯竭。 但我认为“经济困难”不是主要原因。《新月》月刊1928年3月出版后,6月就再版了。在第一卷第七期的《编辑余话》中说:“半年来承读者的期许,使我们能够得着三千到四千个的同情者。”当时的书刊,由于是自办发行的,出售一千册就能保本了,能销售到三千至四千,也有一点微利了。后来由于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政治论文,被国民党指为“反党义”,《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准发往外埠,这在经济上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月刊主要是在上海销售的,而且还可以通过铁路、汽车运往外地,因而经济上的一点损失还不至于使月刊办不下去。 《新月》大量发表政治论文,还受到“新月”群体中不少人的反对。包括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在内,主张《新月》应办成文学刊物,而不能办成综合性杂志。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都主张继续发表政治论文。他们特地写了篇《敬告读者》,夹在《新月》的第二卷第6、7期合刊本内,其中说:“自从第二卷第二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谈。”文中还说:“胡适之先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已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的注意。编者无意的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到了许多的新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这篇文字与其说是“敬告读者”,不如说是敬告新月的某些同人。你们“反对的声浪起来了”,我们却仍要坚持谈政治。这样一来,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都不愿意编《新月》了,后来干脆让罗隆基一个人编。罗接编后,许多人就不写稿,月刊就无法每期按时出版了。谢家崧在《新月社始末我见》中说:“由罗隆基一人担任编辑,政治文章更加增多了,这一做法是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初创时的宗旨相悖。对此徐、闻、饶等及其他一些老成员更加不满了。”一些新月社的文学家们已很少甚至不愿再把自己的作品交给《新月》月刊发表了。那时罗隆基却反咬一口说:“大家都不把稿子交来,我又有什么办法?”还说:“新月派的旧人对月刊内容不满,其责任应由大家承担。”罗隆基编不下去了,改由叶公超编。叶接编后,《新月》又成了文学刊物,但一些成员余气未消,仍不写稿。叶公超在《我与〈学文〉》中说:“《新月》停刊前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朋友投稿外,所有文章几乎全由我一人执笔。在一本刊物里发表好几篇文章,自然不便全用叶公超一个名字,因此,用了很多笔名。”编《新月》的人已经到了做“无米之炊”的地步,当然只好关门了。 从上述情况可见,《新月》不是经济困难,而是人心涣散才无奈停办的。梁实秋在《忆〈新月〉》中说:“《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这样一群人,彼此没有利害关系,在一起不会争权夺利,是很容易在一起把一个刊物编好的。但这样一群人,由于缺乏共同的强有力的思想的凝聚力,一遇到小小的意见不合,也很容易分手而涣散。新月同人们终于走上了涣散之路。
                                                                                         【原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06

[ 本帖最后由 常熟人 于 2008-1-18 20:25 编辑 ]
发表于 2015-7-24 09:10:1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看到的说法是,《新月》最初以文艺性刊物出现,随着胡适和罗隆基的加入,政治倾向日益浓厚
发表于 2011-10-13 13:08:33 | 显示全部楼层
终于完成,谢谢!
发表于 2011-10-12 12:3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到這些學者的資料,很有感觸!
文無第一……
发表于 2011-10-11 21:2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书,可惜网速太慢!
发表于 2009-6-13 13:2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依据的不是那个影印版吧?
影印版跟原本的差距是相当大的。王晓渔的博士论文对此有对照分析。
发表于 2008-10-27 21:30:5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的朋友,第二卷第11期在最上方「书影」的部分

赶快下载下来补齐吧
发表于 2008-2-20 11:5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精品中的精品,可惜少了第2卷第11期
发表于 2008-2-15 03:3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月诗派论(选断) 黄昌勇

新月诗派论(选断)           转自灵石岛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到20年代中期,结束了初期的强劲,进入了一个消歇的阶段,新诗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新的美学风范的追寻与建立,目的是让新诗的发展向新的路途掘进。面对五四草创时期的白话自由诗、创造社等掀起的浪漫主义的诗学风暴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探索值得关注:一是前期象征诗派,二是被史家称为格律诗的新月诗派,三是新起的革命诗派。新月诗派就是这三股诗潮中引人关注的一脉。

关于新月诗派的存在应当是不争的定论了,但是这一流派的起止点的界定则说法不一,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新月诗派形成的标志当是1926年4月1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清华文学社同仁为主干创刊的《晨报•诗镌》,此后又以《新月》为集结,延续到30年代初的《诗刊》,走过了它的前期发展阶段。从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以新月新人为主体,以较为松散的形式形成了新月的后期阶段。但是,在论述新月诗派时,人们往往将诗派形成前后及其发展的不同时期的诗学观念及其创作上的特征一起进行论述,导致了对这一诗派特征认识的歧异(1),我认为,在《诗镌》创刊的前后新月诗人大都完成了新的美学观念的转换,也正是这变化了的美学新景观构成了前期新月诗派的标志性特征。

新月诗派是以创作的实践来展示他们的美学追求的,比较而言,在理论上贫弱一些,但是,新月依然有其明显的理论探讨,就前期而言,一方面是以闻一多、饶孟侃为主要代表的格律理论的倡导,另一方面是以徐志摩、梁实秋为主要代表的一般文学理论的铺垫。新月诗人在流派形成前后诗美观念的转化,也集中地从这两方面展示出来。

徐志摩在类似宣言的《诗镌•诗刊弁言》中大体吐露了新月同仁的共同主张:一是关于新诗的创格,即各种新格式和新音节的发现;二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人工的重要。如果说徐文开宗明义尚不清楚的话,那么其他诗人则都明确标举对格律的追求了。饶孟侃、闻一多先后在《诗镌》上发表的《新诗的音节》、《诗的格律》等文章,在理论上也都对格律进行了讨论。朱湘认为:新诗应当特别用力在音乐与外形两者之上,而且只有这样,新诗的兴盛才有希望(2)。1931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依然认为“格律的谨严”是他们一致的追求。

闻一多等人的格律理论虽然在具体的格式主张中并不一致,但是,有两点是基本相同的,一是与先天的才分相比照,他们都强调了后天的苦学、训练和勤奋;二是,他们对节奏、音节、格式的要求都是以“和谐”、“均齐”、“调和”、“整齐”等作为美学原则的。

在《诗镌》时期,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艺阐述中更多的是强调格律的重要和艺术生成过程中后天勤力的作用,而在《诗镌》创刊前四天的同一份副刊上,后来成为新月文学理论家的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的抨击的同时,举起了“理性”的大旗。这篇文章实在可以看成是前期新月诗派理论的先导。闻一多在提倡格律的同时也对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类的作品只能“当它作把戏看”(3)。饶孟侃在《感伤主义与“创造社”》中与梁实秋一样已经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当作了攻击点,虽然他们还不似梁实秋那样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给以全面的清算。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又推出一篇《文学的纪律》,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口号,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指出:“伟大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是从文学的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批判提出依据。也可以说,经过了两年的探索,新月诗人理论上完成了“格律”与“理性”融合的自觉。徐志摩就一再贬低情感,崇扬理性,他说:“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要求在情感“这头骏悍的野马的什背上”“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4)他还声言,“理性的地位是一定得回复的”(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理性”不是偏于认识论的而是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对此,梁实秋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认为,文学注重的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6)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严正”(7),使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又指诗作“本质的醇正”(8)。饶孟侃认为:“我们所以说一首诗没有真的情绪而说它是感伤”原因即在于作者“对于生活没有相当的节制”;指出判断真假情感,情感是否流为颓废感伤仍然要看这情感是否受到了理性的节制(9)。其实,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提出的两大原则之一的“健康”就集中地概括了这一理性特征(10)。

对理性的推崇,反对浪漫主义,并不是说一概排斥情感、想象乃至灵感的重要,例如陈梦家认为一首诗“一定少不了那最初浸透诗人心里的灵感”,他把这灵感比之于一盏灯中的油之于火(11)。他们反对的是情感无节制的放纵、想象的任意驰聘、灵感的恣意泛滥,是追求以上诸种特征的“和谐”(12)。

可以说,前期新月诗派的诗艺追求当是倾向于广义的古典主义范畴,那就是遵守以和谐为美学原则、体现在诗歌的质地上的情感与理智、创作上的天才与勤奋等诸多矛盾对立方面的均衡与统一。实际上早在30年代初就有论者指出过《新月》杂志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古典主义刊物”(13)。而前期新月诗人对格律的遵从正与他们对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服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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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18 20: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1928年3月10日 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杂志创刊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创办于上海。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任编辑。
    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的副刊创办《诗镌》、《剧刊》,探讨新体格律诗和国剧运动。1927年春,原新月社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重新开始活动。参加成员还有梁实秋、闻一多、邵洵美等。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逊等。
    以新月社成员为核心的新月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歌流派,其形成与活动与新月社大体一致,以1927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诗人是闻一多、徐志摩,其他重要成员包括饶孟侃、朱湘、孙大雨、杨世恩、刘梦家等。他们的诗歌抨击军阀的残暴和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情劳动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大帅》,饶孟侃的《天安门》等。
    在诗歌理论上,闻一多提出新诗必须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美”,具有重大的影响,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该派后期成员除了徐志摩、饶孟侃、孙大雨外(此时闻一多已脱离新月社),还加入了邵洵美、陈梦家、林徽英、卞之琳等。在1928年创办《新月》,1931年创办的《诗刊》上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讨,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1931年11月,新月社代表人物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渐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新月社宣告解散。
(人民网资料)
 楼主| 发表于 2008-1-18 16: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全部完成。缺第二卷12期,欢迎能找到的书友补充

感谢国学论坛“我爱莎野嘉”书友,二卷十二期(PDF)已补上

[ 本帖最后由 常熟人 于 2008-1-23 11: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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