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疏【唐】孔颖达 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http://forum.er07.com/attachments/month_0707/20070731_08357fb0d377089daa347ANzdnjsb64B.jpg愛如生數據【书名】周易注疏（十三卷）
【作者】[唐]孔颖达
【版本】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序、表、卷一配清陈氏士乡堂抄本，有清陈鳣
跋语，现藏国家图书馆）
【格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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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如下
宋刻本《周易正义》
南宋初国子监所刻 《周易》 单疏本。为传世孤帙，十四卷全。《周易》亦称《易经》，儒家经典之首，三国魏王弼和晋韩康伯均为《易经》作注，唐代孔颖达奉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首即《周易正义》。正义又称疏，系在正经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唐宋以来，历代科举取士皆以经书及其注疏为依据，故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北宋国子监有诸经正义单刻本，称单疏本，南宋时又复刻之。今传世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早，而流传至罕。
此本半叶15行，行26字，白口，左右双边，间有补版。刻工有包端、王政、朱宥、章宇、陈常、顾仲、弓成、王允成、 李询、 徐高等，皆南宋初杭州地区名匠。卷后有端拱元年 (988)衔名一叶，前人因谓为北宋刊本。查卷中桓、构等字缺笔，证以刻工，实属南宋初复刻北宋本。又《玉海》载“绍兴九年九月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版，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版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刻版，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版，虽重修所费亦不惜也。由之经籍复全”，由是推之，此书与《五经正义》中其余各经，当刻于绍兴十五年(1145)至二十一年(1151)之间。
此本宋代为俞琰所藏。琰字玉吾，吴县 (今江苏省吴县 )人，生平深于易学，著有《周易集说》、《读易举要》等。该本中有俞氏家藏、 石涧书、 俞琰玉吾、石涧、林屋山人、易学传家、读易楼图书记等印。明代递藏唐寅、王世贞家。衔名后，有墨笔“吴郡唐寅藏书”一行，又贞元、仲雅二印。入清则归季振宜所有。季氏《延令宋板书目》中《周易正义》四册，即此本。该本中有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读书、御史之章等印。清中叶又归徐松，有翁方纲跋，又翁氏题款一行及翁方纲、覃二印。另有高松堂鉴定书画印、庄虎孙印，其人不详。此书清末为徐坊所得，又由徐归于傅增湘，有傅增湘印、双鉴楼藏书印、藏园秘笈等印。1935年，傅氏将此书邮致日本，选集良工，精摹影印行世。后此本由傅氏归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清华。今藏北京图书馆。 孔颖达--盛世鸿儒 （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 •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 “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77）。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三、纵论正经 精义霞开 《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 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 “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很坏的作用。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有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 “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 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 （《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 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舒大刚 撰）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唐太宗的墓),此墓士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主要参考书
1．《旧唐书•孔颖达传》 2．《新唐书•儒学上》 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
孔颖达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互相讨论学问，孔颖达水平最高，因此险遭妒嫉者暗杀。隋末农民起义时，避居虎牢。入唐后，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助魏征撰写《隋书》，参与修订"五礼"。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此时，孔颖达已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日唐书·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主孔安国《传》(即伪《孔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主杜预《集注》。
孔颖达等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是用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为底本，以"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为原则，采用了传统经学(即汉学)的训诂、注释、义疏等方法，将汉、魏以来的诸家经说加以系统的整理，并编撰成书。其长处在于克服了以前"师说多门"的弊病，能够达到统一的目的；而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疏文杂出众手，彼此间颇多相异之处，因此仍然显得比较繁杂。
贞观十四年(640)，参与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日唐书·马嘉运传》)。于是，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但次年孔颖达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些各是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劝自息，经学的汉学系统至唐初而得以统一。这可以说是大大有助于统治思想划一的举措。有唐一代，《五经正义》以五种单行本，分别流传于世，且五种《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此后一直沿至宋代，明经科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标准。南宋合刻《十三经注疏》时，才开始把《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今通行本的《十三经注疏》中之"五经疏"，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因此，《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版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当然没有版主发的这个清晰，而且这版本的字体大，适合于打印出来慢慢阅读。多谢 一齋先生上傳的此刻版之書，天壤間還有一佳本: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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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遊《冬夜讀書示子聿》
宦途至老無餘俸，貧悴還如筮仕初。賴有一籌勝富貴，小兒讀遍舊藏書。
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簡斷編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絕勝鎖向朱門裏，整整牙籤飽蠹魚。
聖師雖遠有遺經，萬世猶傳舊典刑。白首自憐心未死，夜窗風雪一燈青。
殘雪初消薺滿園，糝羹珍美勝羔豚。吾曹舌本能知此，古學工夫始可言。
讀書萬卷不謀食，脫粟在傍書在前。要識從來會心處，曲肱飲水亦欣然。
世間萬事有乘除，自笑羸然七十餘。布被藜羹緣未盡，閉門更讀數年書。
日本足利學校藏陸遊之子陸子遹手標閱此刻本:lol
嚴紹璗先生著的《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是書P257--259頁介紹“日本國寶”宋刊本《周易注疏》
嚴先生言：『足利學校藏漢籍，當以宋刊本《周易注疏》爲首。此本十三卷，每半葉有界八行（龖案：京都大學——東方學デジタル圖書館藏本半頁九行十八字，與此不同），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注文雙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題“易注疏幾”，下方記刻工姓名，如丁珪、毛昌、王彌、朱明、李秀、孫沖、徐亮、高畋等共十八人。卷中避宋諱，缺筆至“構”字。
此《周易注疏》原系宋代大家陸游舊藏。今每卷末仍保全有陸游的第六子陸子遹（龖案：當爲第七子。）親筆所題“識語”，字體行楷，筆力遒勁墨色亦精：
卷一冊末題曰：“其月二十一日，陸子遹三山東窗傳標。”
卷二末題曰：“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陸子遹三山寫易東窗標閱。”
卷三末題曰：“廿四日，子遹標閱於三山寫易東牎。”
卷四末題曰：“甲午歲未冬五日，子遹東窗標閱。”
卷五末題曰：“甲午十二月癸巳，子遹三山東窗閱標。”
卷六末題曰：“端平甲午歲除日，三山東牎子遹標閱。”
卷七末題曰：“乙未天基節，三山東窗子遹標閱。”
卷八末題曰：“乙未開歲五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九末題曰：“端平乙未正月六日，陸子遹閱，且標于三山之牎。”
卷十末題曰：“乙未人日，子遹標於三山東牎。”
卷十一末題曰：“乙未正月八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十二末題曰：“乙未立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十三末題曰：“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鏡陽嗣隱陸子遹，遵先君手標，以朱點傳之。時大雪始晴謹記。”（龖案：京都大學藏本手識見前文鄙所貼圖版及介紹，與嚴先生所記不同，而統書在第一冊(封二)序前書首處。）
陸子遹此“識語”中所謂“三山”，在山陰縣的鏡湖中，系陸游中年卜居之地。放翁詩中屢有“東偏得山多”者即是。此本卷中句讀及段落標點，皆用朱筆，其塗抺文字，則用雌黃，亦具見陸氏治學之謹嚴。
此本不知何時由陸家傳出。今卷一末第七行界內，有上杉憲實之子憲忠贈書題識，文曰“上杉右京亮藤原憲忠寄進（龖案：京都大學藏本此處無！）”，下有花押，並親筆墨書“足利學校公用”六字。蓋上杉憲忠遵父囑，將遺書贈足利學校，與學子共用也。
足利學校第一代庠主快元（龖案：庠主，類似現在所稱的校長。），曾於他的老師喜禪處受業《易》學，故該校有研討漢唐《易》學之傳統。快元之講課筆記，由其學生整理而成《周易抄》，今存日本國會圖書館。今此本《周易注疏》卷十三末第七行界內，有九華手題“識語”，記講授《易》學事曰：
“囗化大隅産九華叟，《周易》傳授之徒百人，百日講席十有六度，行年六十一書之。”（龖案：京都大學藏本總計十一卷，無十三卷。而鄙遍查是書它處也無此“識語”。）
此“九華叟”即足利學校第七代庠主，於百日講《易》十六堂，類似今日每週一課，授徒百人，亦可窺見當年《易》學傳授之風貌。然九華主校政時，學生逾千人，此“傳授之徒百人”，不知是屬學子自選之課程，抑或如今日之講習班？則不得而知了。
此本卷十三末第四行界內，有墨書“永祿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囗”一行。（龖案：永祿庚申爲永祿三年屬日本戰國時代之室町後期。即1560年，當吾邦大明嘉靖39年。京都大學藏本總計十一卷，無十三卷。鄙遍查是書它處也無此“墨書”。）有人據此以爲此本曾於1560年歸北條氏所有。此說似不妥。以墨迹而言，此行仍爲上杉九華所書，此年月日正與九華於相州（今神奈川縣）向北條氏講授《周易》合，則此本定爲當年九華講授《易》學之教本無疑。
傳統經書“注疏本”的刻刊，在北宋時期，“經注”與“正義” （即“疏”）都是別行的。自南宋初年以降，爲了便於學者使用，刻家方始把“正義”配於“經注本”的相當部分。此本《周易注疏》實是最初的“注疏”合刊本之一，目前不僅日本無第二本收藏，國內原鐵琴銅劍樓藏本，亦系後印本（龖案：詳鄙前文介紹。），故於漢籍史上至爲貴重。此本於1955年6月，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幾日前見到一張日藏是書圖版，貼此請師友們欣賞:lol 2008.12.20
現不允上傳圖片:L 請師友參考：本網zhx_21c先生上傳的
[日]足利学校遺蹟図書館編『足利学校貴重書目録』书名：足利学校貴重書目録
作者：日本 足利学校遺蹟図書館 編
出版项：足利学校遺蹟図書館，1925年
页数：70页
语种：日文
格式：pdf
体积：5.07M
清晰度：清晰
说明：足利学校所收藏的贵重汉学书目
http://forum.er07.com/viewthread.php?tid=20027&extra=page%3D1
是書中收有一張陸子聿手簽圖版:lol
[ 本帖最后由 zqc4124 于 2008-12-20 09:14 编辑 ]
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一席談 郭 彧
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一席談 郭彧漢代迄于兩宋，凡言“五經”、“六經”、“九經”乃至“十三經”者，皆以《周易》（包含六十四卦經文及十翼）為眾經之首。漢末鄭玄有“周易注”，延至三國魏王弼及晉韓康伯又注解《周易》。時歷晉、南北朝以至于隨，說《易》者所主，遂有河北鄭玄與江南王弼兩家。
至唐，太宗李世民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乃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撰修者孔穎達、顏師古、馬嘉運、趙乾叶、王恭、王談、于志寧等，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始畢其事，延至永徽四年（653年）方頒行天下。是書初名《義贊》，詔改稱之為《正義》。
《舊唐書•經籍志》記“周易正義十四卷孔穎逹撰”。是書先以王弼注為本，旁引漢魏南北朝諸說以供參證，并間有駁辯。有唐歷五代以至于宋初，孔穎達《周易正義》一直占有易學之主導地位。這一期間，王弼《周易注》與孔氏《周易正義》各自流行，并無合而為一之舉措。
下面試將宋代“周易注疏”之流變情況作一闡述。
一宋代有《周易注》九卷刻本
是書只有王弼注及邢璹注《周易略例》。為南宋寧宗嘉泰至嘉定年間刻本。藏書家季滄葦謂此書是：得南宋初年雕版補印者，為蜀學重刊大字本。
是書內容：
“周易上經乾傳第一”（卷一）。
“周易上經泰傳第二”（卷二）。
“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卷三）。
“周易下經咸傳第四”（卷四）。
“周易下經夬傳第五”（卷五）。
“周易下經豐傳第六”（卷六）。
“周易繫辭上第七”（卷七）。
“周易繫辭下第八”（卷八）。
“周易說卦第九”、“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卷九）。
今見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原書匡高營造尺六寸七分寬四寸八分”。四周皆雙邊，白口雙魚尾，版心有“周易”二字及卷數，下有頁碼與刻工姓名。半頁10行，大字行16字，小字雙排每行24字。
王弼《周易注》初不附《周易略例》，更不附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
此書既是後來所謂之“單注本”。是“全注無疏”本。
二宋代有《周易正義》十四卷勘刻本
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孔維等奉勅勘定《周易正義》。
是書內容：
前有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五頁。
“周易正義卷第一”為孔穎達序及“八論”。
“周易正義卷第二”為乾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三”為坤、屯、蒙、需、訟五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四”為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七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五”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十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六”為復、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七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七”為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八”為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九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九”為鼎、震、艮、漸、歸妹、豐六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十”為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九卦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十一”和 “周易正義卷第十二”為周易繫辭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十三”為周易繫辭下正義。
“周易正義卷第十四”為周易說卦、周易序卦、周易雜卦正義。
今見是書為南宋紹興初國子監覆印本（實為修正北宋單疏雕板重印者）。
是書左右雙邊，上下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有頁數，下有刻工姓名。半頁15行，行26字。
是書特點，如貞、敬、恒、桓等字皆避諱缺筆。又如《序》作 “業資九聖”、“獨見古今”、“考案其事”，《八論》作“劉貞□簡”（有空格）等。又如經卷第七咸卦“九三咸其股至執下也”九字之下，并沒有引注文“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四十六字，而是只有疏文“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為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者非但进不能制动退亦不能静处也所执下者既志在随人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一百四十七字。
是書正義體例，於六十四卦經文下或頂格或空二格直謂“正義曰”，又於節引王弼注文（如：注云“出潛”至“五焉”）下空二格直謂“正義曰”。此則為宋初勘定唐本之名副其實“周易正義”，既是後來所謂之“宋單疏本”。是“節注全疏”之本。
三宋代有《周易注疏》十三卷刻本
宋有大字《周易注疏》十三卷刻本。為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浙東茶鹽司刻本【實為南宋紹興初監本（增修北宋單疏刻本）加王弼注全文之重雕版】。所以清陳鳣謂：其底本為紹興初監本，其刷印則在乾道、淳熙間。又謂此書是：常熟錢求赤所藏鈔本《周易注疏》十三卷。
是書內容：
周易正義卷首
五經正義表
周易正義序
八論
（以上為陳鳣“復從吳中周猗唐明經借影宋鈔十三卷本……覓善書者補全”。）
周易注疏卷第一乾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二坤、屯、蒙、需、訟五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三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七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四大有、謙、豫、蠱、臨、觀、噬嗑、賁、剝九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五復、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七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六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七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九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八鼎、震、艮、漸、歸妹、豐七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九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九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十周易繫辭上（上）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十一周易繫辭上（下）卦之注與疏
周易注疏卷第十二周易繫辭下之注與疏
周易正義卷第十三周易說卦、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之注與疏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記“周易正義十三卷”，曰：“孔頴達仲達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將此書與單疏本對照，其卷一至卷十三目錄與《周易正義》卷二至卷十四目錄，完全相同，卷內“疏”文內容亦與“正義曰”相同。所不同者，于王弼注不再略引而是全引。可知，陳振孫所謂“周易正義十三卷”，實是指《周易注疏》十三卷而言。
今見《續修四庫全書》宋刻大字本《周易注疏》十三卷，為清嘉慶時人陳鳣“補全”卷首內容之本。而南宋陸子遹“以朱點傳之”之《周易注疏》十三卷原本，據北京大學嚴紹璗先生《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書所言，今藏日本足利學校。此本并沒有陳鳣後來“補全”之內容。
嚴紹璗先生說：
足利學校藏漢籍，當以宋刊本《周易注疏》爲首。此本十三卷，每半葉有界八行，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注文雙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題“易注疏幾”，下方記刻工姓名，如丁珪、毛昌、王彌、朱明、李秀、孫沖、徐亮、高畋等共十八人。卷中避宋諱，缺筆至“構”字。此《周易注疏》原系宋代大家陸游舊藏。今每卷末仍保全有陸游的第六子陸子遹親筆所題“識語”，字體行楷，筆力遒勁，墨色亦精。
卷一末題曰：其月二十一日，陸子遹三山東窗傳標。
卷二末題曰：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陸子遹三山寫易東窗標閱。
卷三末題曰：廿四日，子遹標閱於三山寫易東牎。
卷四末題曰：甲午歲未冬五日，子遹東窗標閱。
卷五末題曰：甲午十二月癸巳，子遹三山東窗閱標。
卷六末題曰：端平甲午歲除日，三山東牎子遹標閱。
卷七末題曰：乙未天基節，三山東窗子遹標閱。
卷八末題曰：乙未開歲五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九末題曰：端平乙未正月六日，陸子遹閱，且標于三山之東牎。
卷十末題曰：乙未人日，子遹標於三山東牎。
卷十一末題曰：乙未正月八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十二末題曰：乙未立春，子遹三山東牎標閱。
卷十三末題曰：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鏡陽嗣隱陸子遹，遵先君手標，以朱點傳之。時大雪始晴，謹記。
由此可見，嚴紹璗先生在日本期間見過足利學校所藏宋刻《周易注疏》十三卷原本。亦可知，陸子遹親筆題識全部記于各卷之末。此與清陳鳣所言“今年秋從吳賈得宋刻大字本十三經，每半頁十八行，行十九字，皆頂格，經下夾注。注有‘注云’二字”。注下作大字陰文‘疏’字，仍夾行。先整釋經文，然後釋注，再接大字經文”之版式，大體相同。
是書特點，如敬、恒、貞、桓等字皆避諱缺筆。又如，《序》作 “業資九聖”、“獨冠古今”、“考案其事”，《八論》作“劉貞簡”（無空格）等。又如經卷第六咸卦九三爻辭及《象》辭下，既有注文“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四十六字，又有疏文“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為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者非但进不能制动退亦不能静处也所执下者既志在随人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 一百四十七字。
是書注疏體例，大字陰文“疏”字緊接經文或注文，下空一格為“正義曰”。全引王弼注文，如：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是在《周易正義》全文“正義曰”基礎之上，僅僅變節注為全注而已。此則為名副其實之“周易注疏”。是“全注全疏”之本。
四宋代有十行《周易兼義》九卷刻本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重刻宋版注疏總目錄》曰：“有宋十行注疏者……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本，乃明萬厤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清陳鳣謂：“注疏合刻起于南北宋之間……修版至明正德間，止亦謂之正德本，以其每半葉十行，又謂之‘十行本’。近世通行者，曰‘閩本’、曰‘監本’、曰‘毛本’，每半葉皆九行。”此處阮氏與陳氏所謂之“十行本”，皆指“周易兼義”刻本而言。是知在宋代，《周易》有所謂“十行兼義本”。此刻本則為阮元修《十三經注疏》之重要底本。
是書內容：
周易正義序
周易正義卷第一（八論）
周易兼義卷之一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乾、坤、屯、蒙四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二
周易兼義上經需傳第二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十二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三
周易兼義上經隨傳第三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十四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四
周易兼義下經咸傳第四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十二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五
周易兼義下經夬傳第五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十二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六
周易兼義下經豐傳第六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十卦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七
周易繫辭上第七繫辭上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八
周易繫辭下第八繫辭下注疏
周易兼義卷第九
周易說卦第九、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注疏
經典釋文卷第一周易音義
是書特點，如敬、恒、貞等字皆無缺筆。又如，《序》作 “業資凡聖”、“獨冠古今”、“考察其事”，《八論》作“劉貞簡”（無空格）等。又如經卷第四咸卦九三爻辭及《象》辭之下，僅有注文“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四十六字，并不引疏文“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為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一百零三字，但是卻有“疏正义曰咸其股亦不处也者非但进不能制动退亦不能静处也所执下者既志在随人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四十八字，此非脫誤，而是用意節錄。是于原“正義曰”之一百四十七字中，節錄了後面“咸其股亦不处也者”至“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四十四字。
是書注疏體例，大字經文下接小字注文，全引注文，如：“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無 “注云”字樣。大字“疏”字緊接經文或注文。“疏”字下節引經文（如：“九二“至”利見大人”），○下為“正義曰”。○下直接釋經之注文，并不節引。引“正義曰”則為用意節略之文。此則為名副其實之“周易注兼正義”本。是“全注節疏”之本。
明正德周易十行兼義本之後，無論嘉靖中之閩刻本，或萬厤中之監刻本，或崇禎中之汲古閣刻本，內容大都與十行兼義本同，只是版式略有不同，個別文字有所差別。清修《四庫全書》之《周易注疏》即采用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只是分卷略有不同而已。總之，凡稱“兼義”者，皆不省略王弼注文而用意節略孔穎達“正義曰”本文。
關于“兼義”二字，四庫館臣《周易正義•提要》曰：“此書初名《易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正因為如此，《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書名題“周易注疏”，而提要則曰：“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阮元於校勘記中曰：“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從上述有關宋周易各種刻本內容與名稱底分析可知，各種書名皆因其內容方面有所差異，從而方有所區別。或“全注無疏”謂之“注”，或“節注全疏”謂之“正義”，或“全注全疏”謂之“注疏”，或“全注節疏”謂之“兼義”。豈能不加區別忽而稱之為“正義”，忽而稱之為“注疏”，又忽而將“兼義”混稱之為“正義”和“注疏”耶？
大儒阮元尚且以“周易兼義”為十三經之“周易注疏”，無怪乎今日有人接踵大修《十三經注疏》仍以“兼義”為“注疏”矣。
今互聯網上，日本“東方學デジタル圖書館”有“十三經注疏”之“周易兼義九卷坿略例一卷音義一卷” 可供下載。首頁是：
此為明嘉靖中閩刻九行兼義本，并非什么“宋刻注疏本”。①右半頁之毛筆字，乃日本好事者轉抄自足利學校所藏宋刻十三卷《周易注疏》各卷末南宋陸子遹之題記。又“八論”頁末題有“享保癸卯春三月十九日足利学校東塾南海紀府学生山重鼎君尋校”，考日本享保癸卯乃享保八年，當清雍正元年（1723年）。日本享保十五年刊行山井鼎撰之《七經孟子考文》，書內“周易考文補遺”一本該明代閩刻本九行《周易兼義》而作。書中明言：“當以古本為正也。《正義》本，宋板可據。今更記其篇目分數，以復古觀云爾。”其“右宋板”字前直書“周易注疏卷第一”，可見山井鼎氏明知此“周易兼義”本為“後世梓者妄意改換，遂失本真”之本。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古人既然對周易諸書有不同之命名，必然有其正當之理由。為此，《周易》諸書之名不可不正也。
注：①有關版本之辨，沈陽趙秋成先生已有網文辨別在先。
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再談 郭 彧
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再談 郭彧我們首先來看宋代《周易》諸刻本簡明一覽表：
宋代刻本 周易注 周易正義 周易注疏 周易兼義
卷數 九卷 十四卷 十三卷 九卷
王弼注文 全文引用 節略引用 全文引用 全文引用
孔穎達疏文 無 全部原文 全部原文 節略引用
版本通稱 單注本 單疏本 注疏本 十行兼義本
清乾隆以來修“十三經注疏”采用底本 汲古閣九行本或阮元藏宋十行本
備注 現藏國家圖書館 現藏國家圖書館 現藏日本足利學校
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陳鱣補刻本 有明正德遞刻宋十行本嘉靖閩刻及萬厤國子監刻崇禎汲古閣刻九行本
舉例：坤六二
1.《周易注》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2，《周易正義》
六二直方至光也
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者言六二之體所有興動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者言所以不假修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注居中至地質正義曰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注動而至質也正義曰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3.《周易注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注云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疏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者言六二之體所有興動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者言所以不假修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 注居中至地質正義曰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注動而至質也正義曰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4.《周易兼義》（阮元修《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之底本）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疏]六二至无不利正義曰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疏]象曰至直以方也○正義曰言六二之體所有興動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注動而直方正義曰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疏]正義曰言所以不假修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
5.北大《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簡體標點本）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居中得正，极於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疏】“六二”至“无不利”。 ○正义曰：《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极地之质，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谓之直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极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营，故云“不习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极於地体，故尽极地之义。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当如地之所为。 ○注“居中得正”。 ○正义曰：“居中得正，极於地质”者，质谓形质，地之形质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尽极地之体质也。所以“直”者，言气至即生物，由是体正直之性。其运动生物之时，又能任其质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动而直方，任其质也。【疏】“《象》曰”至“直以方也”。○正义曰：言六二之体，所有兴动，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注“动而直方”。○正义曰：是质以直方，动又直方，是质之与行，内外相副。物有内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静，质柔爱刚”，此之类是也。
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疏】正义曰：言所以不假修习，物无不利，犹地道光大故也。
盧光明等先生策劃之北大《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簡體標點本），凡例中言：“本書以1979年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簡稱阮刻）為底本。”由此可知，其本自然與阮元所刻相同。微有不同者，則表現在所出校勘記方面。
阮元《十三經注疏》卷一校勘記曰：“十行本、閩、監、毛本，每節內每段分屬，雖便讀者，究失舊第。”又針對坤六二爻曰：“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文言云’上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九字。山井鼎云宋板爻象連為一節，經文終乃有疏，每卦為然。如此篇‘地道光也’下始有疏字，下無‘六二至五无不利’六字，直作‘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曰’云云。今本斷章裁句，與宋板稍異。”誠然，文字是“與宋板稍異”，但是從構書體例方面講，卻是“與宋板大異”。日本山井鼎得見宋版《周易注疏》，惜乎阮元不得見宋版單疏本與注疏本！
宋版《周易注疏》與《周易正義》體例大致相同，只是全引經文與注文而已。其于“正義曰”文字，并沒有“斷章裁句”。宋人構造所謂“兼義”本之目的，似乎為了便于讀者閱讀，然而卻不尊重“正義”作者本意，隨意割裂舍棄，顛倒挪移，遂有“斷章裁句”之弊病。雖此弊端為阮元輩所深知，然其仍以十行兼義本為底本修《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似乎考慮《四庫全書•周易注疏》用明崇禎中汲古閣九行兼義本，不如己所藏宋十行兼義本為優。嚴格說來，所謂“周易注疏”，就應該是全注與全疏之本。而所謂“兼義”，本來就是節略引用孔穎達“正義”內容之“創新”本。以之為《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之底本，本身就難免先天缺陷。所以，無論如何“校勘”，也只能是“畫蛇添足”而已。倘若阮氏得見宋刻《周易注疏》原本，也就不會用此十行兼義本“濫竽充數”了。
阮元不但沒有得見當時深藏不露之宋監刻《周易正義》單疏本，即使是陳鱣“補全”之遞修宋《周易注疏》本亦無緣得見。然而今日再修《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其情況就與阮元時大不相同。這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宋刻《周易注疏》本，亦可以重新將宋刻《周易注》與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合二而一構成“注疏本”。無論如何，要比沿用阮元以“周易十行兼義本”充“周易注疏”要好得多。
筆者深切希望今後有新修《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者，能有所借鑒！ 我有一个中华书局影印的版本，不过在“萬”字处有一大块墨点。可是搂住提供的照片中的“萬”字是清晰的。
不知道这是影印是造成的，还是原始的版本就有这个墨点呢？
[ 本帖最后由 tmlg202 于 2009-2-3 13:49 编辑 ] tmlg202先生您好:handshake
估計您所說的“大块墨点”是影印或印刷時造成！！！愛如生官方上傳的電子書可能是從原書掃描的！
先生若用您手中之書掃描後上傳網上，不也有“大块墨点”了嗎:lol
事實上，這也是愛如生官方上傳書籍與網友個人掃描制作上傳電子書不同的主要原因:victory: :lol :handshake
回复 10# zqc4124 的帖子
多谢zqc4124先生。我会继续努力升级，争取早日下载到这个善本。 好资料，支持。
回复 1# 一齋 的帖子
哈哈。。。我现有的几个《周易》的本子
复印《续修四库》的：
唐写本《周易注》残卷
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单疏本
茶盐司本《周易注疏》
收藏的上古出版社影印宋本《十三经》，其中的《周易注》就是上面所说的收入《四部丛刊》中的
宋本《周易注》 此本不知道有没有王弼之注…… 回樓上朋友您好:handshake
這是《易》學史上的第一個《注》、《疏》合刻本，當然有王弼《注》了:victory: